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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章

非城市爱情-第2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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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傻孩子。 
  住院七天以后,我们出了院。那天上午我破天荒地同意打的而不是坐公交车。他兴奋地搂着这个意外的女儿啧啧有声地说:你瞧你多幸运,出生七天就打的,你妈妈二十三岁才第一回坐小汽车呢! 
  更大困难还在后头。 
  他必须要出去继续工作了,口袋里的钱也能在五秒钟内数完了。留下我和只会哭的宝宝窝在冰冷的房子里数尿布。 
  尿布成了最夺目的东西。 
  风从窗户、从水泥地的细缝里面透进来。惟一的一个取暖器上也堆满了宝宝的尿布,尿布成了生活中最需要的东西。 
  虽然我并不清楚,我将得到什么样的回报。我们在做什么的时候完全被某种本能所制约,并不一定是想好了才这么做,但我不害怕、不抱怨也不后悔。我们对未来一如既往地憧憬,在缺乏对比之前,我们能感受到来自于单纯的信念和目标而带来的快乐,我们把总结每天的收入当成了日常一项重要的工作来做,我们体内的一切关于贮存理想和浪漫的细胞统统罢工,只留下对金钱的渴望。这种渴望使我们活得极其简单。 
  我接受这顺应而来的一切:接受新的成员,接受自己的延续。敞开自己的胸脯,敞开自己的心,体味最彻底的亲情,那并不美,也不传奇,血腥而又疼痛,疼痛使女人扭曲、嚎叫。扭曲很丑,嚎叫很烦,她仍然得到宽容和爱,这都缘于新的生命。 
  然后是无休无止地耗费一个女人年轻的光阴,就这样日复一日被新的生命左右,穿衣,洗澡,喂奶,换尿布,洗尿布,晒尿布,然后再洗澡,喂奶,如此往复。阴晴也好、圆缺也罢都不能阻止这个程序的继续。 
  也不能阻止我变得陌生、憔悴、难堪、呆滞以及充满爱。 
  这些并存,这并不矛盾。对于我的内心,这显然不够,非常不够。   
  裂痕(一)   
  他回到常州之初的第一份医药代表的工作,成为他从保健品进入药品行业的关键铺垫。因为那些直接接触使他对所谓“市场”和“消费法”有足够的了解,这成为他进入药品市场医药代表的资本。 
  他并不满足这些体力要求高于脑力要求的工作,再加上孩子出生后入不敷出的状况,一九九九年初的一天,他对我说:“这份医药代表的薪水怕是长不上去了。大区经理两个月换三个,经费拨不下来,工作无法开展,工资像死水一样不涨不落,这样下去,所有人的积极性都会下降,不久销量肯定也会下降的。”果不其然,那个月的工资也因二级市场的销售完不成而没有准时拿到手。 
  第二天正好周六,一大早,他悄悄出了门,没有惊动我,其实他刮胡子,打领带,往头发上喷摩丝,我都心知肚明,我知道今天是人才市场招聘的日子,只不过我假装着没有被他惊动的样子。他出门前用冰凉的手掌摸了摸我的脸。他刚出门,我的眼泪就下来了。我跳起来,抱着两个月的宝宝一同跳起来,倚在阳台上,看他雄赳赳走出去,挺拔而且自信。可是只有我知道,他的肚子和口袋都是空的,厚重的是他的爱带给他的负担,但是他不会抱怨。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天上不会掉馅饼。真要掉,八成馊了,要不就是盐放多了。 
  后来我明白,他往往喜欢沉默,用沉默维护尊严,贫穷之上的尊严。后来他仍然沉默,但后来的沉默无疑是维护立场,或者表达一种藐视。总之生活的阴霾没有多少痕迹,即使腹中空空,也不会让人觉得出来。只有我,只有这个目送他的女人清楚这一切。没有人了解他,他不会为任何人努力。我怔怔地站在那里,淌下了心疼的眼泪。 
  晚上十点,他敲响了门,我狂喜地欲扑过去,他却脸红地让开了一步,原来他的背后有个陌生人。 
  这个人就是他后来的领导,一家药厂的二级代理商。他进来,气宇轩昂地打招呼,扫视我空空荡荡的家。那个家我没形容过吧:两室一厅,客厅的北面有个阳台,客厅里有一张圆桌和三只圆凳另一只搬进房间的电脑边。厨房里用旧纸箱搭一个灶台,上面有只煤气灶,没有油烟机,洗碗机,微波灶等等等等。 
  他随后参观了我的小房间,准备留给宝宝的房间有七八个药品纸箱,“那是什么啊”?“里面全是书。”这些书是从我进入城市至今累积的,有地摊上的旧书、新华书店的新书、有过期的杂志;有文学名著、也有广告专业和营销方面的书。“这么多啊!”他这么说是羡慕吧!我当时想,所以我很自豪。最后他看了我们的卧室,一张木板床,一张写字台,写字台上有一台电脑,这一点也使他表示惊讶。是的,我们有足以完成他交代的工作的装备,我们贫寒的仅仅是物质。 
  我退回房间后,听见他说:“这是房产证,是我的名字,如果需要,可以拿去押在那里。” 
  “不需要,我信任你。”需要说明的是,当时还在保健品和药品营销界流行一种风:凡是员工就需要抵押自己的文凭,一方面由于保健及药品的销售空间非常广阔,权限空间也比较大,稍有实权的主管就会掌握大笔经费,推广促销费及货款,即使没有以上实权的一般代表,也掌握销售网络和产品。携款逃跑、贪污挪用,随同网络一起转嫁到另一同类产品厂家,这样的事此起彼伏。这样,除了同类产品外,企业还有更加致命的对手需要防范,抵押文凭可以理解成企业的一种自卫行为,可是他没有文凭可以抵押,好在他蛮有脑子,也蛮有胆量。他从几十个可以选择的工作中,选择了这一份,他看准了这个产品就敢于抵押房子。他们的协议中写明他要承担包括他自己的货及款不被经销商、药店及其他批发商侵吞的风险,以及他辖区的业务员的货物的风险也一并承担。但他毫不犹豫地签了。 
  短短两个月,他让这座城市大大小小的药店、专科医院都知道了“赛尔欣”这种药,他充分展示他的能力,他对市场有着较为深刻的理解,手段也很恰当。他的领导对他刮目相看,他看到他能成就他发财梦想,于是为他添置了手提电话、传真机,甚至给我也带来了名贵的营养品。他对工作愈发的狂热,而我,却表示了反感:别看他给你这么多,你帮他赚的肯定是这个数字的十倍甚至二十倍。 
  “不可能,他的利润已经很小了,你看他的费用这么大,每次来指导工作都请我吃饭。” 
  “我和你赌一把。他的底价不超过二十元。” 
  一直到他自己真正做了代理商,他才相信了这个事实。可当时,他对我的小人之心给予了蔑视,我们之间的矛盾就此有了契机。 
  我不能说他是个轻信的人,只不过有些单纯,这样绰阔的老板他是第一次遇见。而我,当然深谙其道,他确实创造了惊人的财富,每月数十万的销售额,以他当机电公司会计的经验,他认为其中不过百分之三十的毛利润,而我坚信是其中的百分之六十。我的经验对他的信念有了影响,他非常崇敬这个人:他的超前把握市场的意识;他的亲情式的管理;他的极为敬业的工作态度。他不容别人玷污他的形象,老板确实对他比对待其他任何下属要青睐得多也关心得多。 
  他感觉到了自己想到的东西,因此用行动作为回报。常常奔波到深夜才回来。 
  他不轻易对我倾吐什么。 
  一天下午,他急匆匆赶回来告诉我:“晚上请到了两位有权的重要人物。你也去搓一顿。” 
  “可是我没什么好衣服啊!” 
  “那有什么关系,我又不是让你去公关,你不需要应酬什么,只管多吃点。” 
  “可是应酬的费用又不报销啊!能少一个人还是就少一个吧。” 
  “赚了钱我也有份呀!何况多你一个不会多花钱的,放心吧。”   
  裂痕(二)   
  两位领导开了尊口,点名去了本市最有名的和平假日大饭店。我第一次进入这种高档的地方,走路的腿一踏进红地毯,就显得一点儿力气都没有,软软的没有知觉,他及时地扶了我一下,然后用目光安慰着我。 
  席间,我确实没有多说什么,我也实在找不到可说的话题。两位衣冠楚楚德高望重的人物,狼吞虎咽,面红耳赤,心满意足的时候,我却在反反复复盘算该付的金额。我们准备五百元搞定的一桌,看来有些超标了。光小姐推荐一瓶干红,就一百二十八元,三只蟹一百六,加上一些大大小小、荤荤素素的冷盘,恐怕就已达到五百大关,然后一盘又一盘的热炒更让我胆战心惊。往年我也随大小团体吃过一些酒桌,请过客,也被人请过,自己也掏过腰包,但在这样豪华的包厢里,用足足一个月的生活费请两位陌生人还是头一遭。不仅要请,还要请得高兴热情,有诚意,有敬意,更要小心翼翼。这样的情况之下,很难有心品尝什么。他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几分腼腆,几分含蓄。每上一道菜,他总第一个夹给我,仿佛我才是他真正有诚意宴请的人。这令我几分感动,又几分担忧,几次使眼色,让他招呼客人。钱舍不得出,礼节还是晓得的。好在客人自得其乐,不需要三推四请,早已尊口大开,想必也知道两个二十几岁的愣头青年懂得确也少,可以谅解吧。“小伙子不错,前途无量,是该帮一把。”话已至此,让人长吁口气。终于小姐送来洗手的水,以及餐后水果,表示这顿宴告一段落。我一阵轻松,起身去付账,看看局面还算圆满,所付出的钱也不那么让人肉痛。当我带着发自内心的轻松微笑地回到包厢时,他却告诉我,我们去洗个桑拿,你也去吧。 
  我的脸色立马变了,想想人有时多么没用,一点点金钱就让生理发生那么明显的变化,藏都藏不住。 
  “你们去吧,不过我想早点回去。”我比他更清楚,钱包里的钱究竟能洗几个人。 
  “去吧,去吧,洗过一道回去。”不过拉扯了三秒钟,我不情愿的神色不幸被两位领导尽收眼底。有时候光凭不开口是阻止不了事情变坏的。 
  两位领导已快步进了洗浴中心的大门,他还在这边劝我,我咬着牙跟他上了楼。 
  这一洗,洗了两个半钟头。至此为止,我进入这座城市六年,看到大大小小上千上万的关于洗浴中心的招牌,我从没有舍得洗过五元以上级别的澡,但不等于我不懂,包厢、茶水、按摩、擦背、敲背、修脚,全套服务下来,没有二百元别想洗得尽兴,当然不包括特别的服务,比如泰式服务或欧式服务什么的。 
  尽兴不尽兴,我不知道;男浴池发生的事,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付完账,他们的脸色就回到饭前的模样,严肃,正经,闻风不动,不苟言笑,径直上了出租车,一刹那就没影了。 
  剩下两个惊慌失措的外乡人,站在风中不能笑也不能哭。 
  这笔生意就这么稀里哗啦的黄了。 
  他说:“这不是你的错。”我相信他知道不是我的错。 
  这件事影响了他的收入,也影响了他在领导心里的印象,领导对他带老婆应酬的事给予了批评和指点。但从那件事以后,他就有意无意回避跟我讨论工作上的事。想必我固守观念时,他已动摇。 
  有一次他去南京出差,临走前我说:“把谈判进展告诉我。”等了一天他没打电话回来,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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