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军阀-第34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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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崇禧不解道：‘总司令，此次北伐，进攻重点是两湖地区，第6军本来是骚扰，但是他居然攻占戆州，应该加以申斥。“
想不到本来是最佳搭档的两位，现在居然发生冲突，杨兴故意安慰道：“健生，你就没有看出其中妙处，如此稳扎稳打，陈光远认为是骚扰吗？其有可能认为我军是准备稳扎稳打，现在又有刘湘第4军、叶荃第5军、黄成毓第7军1个师进入江西，如此陈光标还认为我们一开始就准备猛攻江西呢？
第390章 北京政变
就在这时，杨兴接到北方电报，感到历史的惯性再次发生作用。
发报者为胡景翼，虽然这几年被吴佩孚收编，但是杂牌命运一直让其非常难受，现在第二次直奉战争再起，当即与冯玉祥、孙岳等落魄军人一道，决定发动兵变，扣留曹锟。
由于陕西国民革命军过去与国民革命军情谊，在决定发动政变前，胡景翼决定发报给杨兴，以征求杨兴之意。
（根据冯玉祥传，吴佩孚传所述）在北伐之前，吴佩孚认为自己生平最大敌人乃张作霖，而在解决张作霖后，可以与杨兴来一个南北对话，和平解决南北争端，因此在洛阳一直苦练兵，准备苦练兵以下关外。
如历史不一样，由于国民革命军的崛起，南方各革命政权已经归于一统，吴佩孚认识到南方不可讨，为今之计，只有南北议和。
而在直系内部，曹锟周围很多人认为，直系奉系都系出北洋一门，正如杨兴所领导国民革命军与两广政权一样，现在不是合并了吗？希望以副总统职位来诱惑奉张，制定联奉制洛策略。
江苏督军齐燮元在曹锟贿选总统时，出力颇多，而想与吴佩孚争坐第二把交椅，所以才会联合孙传芳共同讨伐浙江、上海的卢永祥。
要知道，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吴佩孚被国外记者奉为中国最强者，但在这时，吴佩孚走了一大败笔，他虽然看到督军兼任师长的弊端，下令手下各部，督军不能担任师长。
在这种情况下，吴佩孚坚辞第3师师长，直督王承斌被迫辞掉所兼23师师长，其过去手下如豫督张福来辞掉24师师长，鄂督萧耀南辞掉25师师长。
但是吴佩孚在辞掉第3师师长时，曹锟以第三师是北洋正统，舍弟莫属为由，坚决不允许吴佩孚辞掉第3师师长。
为了对抗吴佩孚这项政策，王承斌放了第一炮，以辞职为武器，响应者有冯玉祥，与山东督军郑士琦。
所以，由于吴佩孚的强势，造成吴佩孚在直系内部众判亲离，多位直系大将以同盟罢工为逼曹锟去吴佩孚之酷腕。
故时人有言，在直系外有三角同盟，在直系内部亦有三角同盟关系。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时候，由于吴佩孚的强势，由于权位争夺，曹锟身边的津派，吴佩孚的洛派，江苏的齐燮元已经再次形成新的三角同盟关系。
原来，在奉军攻破九门口，吴佩孚大惊，再听到南方国民革命军连克郡，一直在北京坐镇的吴佩孚坐卧不住了，当即率领主力第3师离开北京，坐火车到达秦皇岛。
吴佩孚于10月10日乘火车到前线督战，把总司令部放在秦皇岛。吴佩孚所到之处，奉军炮弹跟踪而至，因有人向奉军暗通消息。吴佩孚只好在火车上办公。
不甘心在直皖战争中失败的皖系领袖段祺瑞令国务院参议袁良带上他致黄郛的亲笔信，建议：“当吴佩孚到京之时，起而捕之，减少杀害无数生命。”又要求冯玉祥在行动上，宜早勿迟，迟了害处大，请黄善为指导之。
而此时冯玉祥、胡景翼、孙岳通过草庭协议，达成反直联盟。
混成旅旅长孙岳，早年加入同盟会，从滦州起义前就与冯玉祥结交，两人长期往来无间。孙岳对吴佩孚的骄横专权，早已心怀不满，与冯玉祥见面时，常常满腹牢骚，对国家的前途和个人的遭遇，感到悲观失望。冯和孙不但在遭受吴佩孚的排挤方面有共同点，而且又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交换了倒直的意见，在南苑一草亭密商了反直的协议，历史上称为“草亭协议”。
冯与孙准备共同起兵反直，并决定由孙岳与胡景翼联系。
前面交待过，胡景翼原是同盟会会员，且相应孙文号召，组建国民革命军，后来因为粮草不济，而被迫接受冯玉祥改编。
在在冯玉祥督陕时，胡景翼与冯建立友谊。胡是陕军第1师师长，部队驻防于彰德、顺德一带，吴佩孚排挤胡，令胡部南下攻广东。
胡素有革命思想，且与杨兴早已经有密约，不愿对南方作战，迟迟不开拔，引起吴的不满。胡部不仅在饷项给养方面受到刁难，而且迟早有被吴消灭的危险，他不得不密谋准备武装行动。恰巧孙岳来与他面谈，胡大喜，遂派部属高级将领岳维峻去京见冯，表示绝对服从冯的命令。数日后，胡景翼借口到北京就医，亲自与冯密谈，表示与冯玉祥合作的决心。至此，冯、胡、孙三角同盟形成。
冯玉祥的指挥部到达古北口时，张作霖的代表马炳南又来见冯玉祥，递交了张作霖的信：“只要推翻曹、吴，奉方的目的即达到，决不再向关内进兵。”冯玉祥同马炳南约定，如果两军相遇，均应向天空鸣枪。
冯玉祥从古北进抵滦平后，派刘治洲等人到通州与胡景翼秘密联系，要胡暂缓开拔，并商讨班师日期。刘治州又与段祺瑞接洽合作办法，段说已同山西的阎锡山、山东的郑士琦接洽妥当，届时定能采取一致行动。
吴佩孚又加派副总司令王承斌督促冯部向赤峰前进。王承斌原是23师师长，善于打仗，但吴佩孚认为他是奉天人，总怀疑他与张作霖有联系，处处防备他，先是撤掉了23师师长职务，但因王是亲曹锟派，后来虽任命为讨逆军副总司令，并没有实权。
冯玉祥知道王承斌对吴佩孚心怀怨恨，故将倒直的计划告诉了他。王承斌表示同情，但既不参与冯玉祥的行动，又不向吴佩孚告密。
张作霖因与冯有协议，即将进攻赤峰方面的兵力抽出大部移到山海关方面作战，从而加重了对吴佩孚亲自统率的直军第一军的压力，吴佩孚十分气愤，被迫抽出3个师的兵力到赤峰方面作战，但尚未到达地点，北京发生了政变，3个师被奉军收编。
冯玉祥早已布置留守北京的蒋鸿遇向总统府及有关方面搜集吴佩孚的情报，以便及时报告。总统府内的机要人员，有许多人与冯取得联系，暗通消息。
冯得知吴在前线失利的消息后，为进一步证实，给吴发去电报，探询山海关战况。吴的参谋长张方严复电：“此间形势危急，不有意外胜利，恐难挽回颓势。”
冯又接到蒋鸿遇的电报：“前方战事紧急，吴已将长辛店、丰台一带所驻之第3师悉数调往前线增援。”第3师是吴的看家兵力。蒋鸿遇曾告诉冯，一定要等吴的精锐部队第3师从丰台调赴由海关前线，班师回京的时机才算成熟。
冯为了慎重起见，密派刘之龙返京，和黄郛商量。冯玉祥曾给黄郛密电码一册，与黄约定互通消息，来往密电由黄夫人亲译。
虽然通电频繁，外人却无法察觉。黄郛以亲笔复信得冯玉祥，并致电冯玉祥：“立志救国，在此一举。”
冯玉祥遂于10月19日召集张之江、鹿钟麟、李鸣钟、刘郁芬、刘骥、熊斌等举行紧急秘密军事会议，胡景翼的代表邓宝珊也赶来参加会议。
冯试探了将领们的意向，然后郑重宣布班师回京和政变计划，将领们表示一致拥护。因为北京政变迎孙文北上，拥护孙文主义，杨兴所部都叫国民革命军，冯玉祥也把自己的部队改名为国民革命军。
冯玉祥命令胡景翼率领开赴喜峰口及通的部队，星夜南下，攻占京奉路之军粮城、滦州一带，截断京汉路直军之联络，并防阻吴佩孚西归；
命鹿钟麟率部兼程返京，会同孙良诚、张维玺两旅开往北苑，再与蒋鸿遇旅会同入城；
命李鸣钟率兵一旅直趋长辛店，截断京汉、京奉两路交通；命
已抵承德的张之江、宋哲元两旅，限日班师。
通知孙岳秘密监视曹锟的卫队及吴佩孚的留守部队，以防意外。同时又下令封锁京热大道，扣留有关人员，以防走漏消息。
冯玉祥动员之后，部队开始行动，徒步以每日行程200里左右的速度返回北京，3日内行程六七百里，先头部队的营幕和炊具均留置沿途不动，以便后续部队到达时缩短吃饭和休息的时间，因此，数万之众，一路行来，状如流水。
鹿钟麟首先于22日到达北苑。鹿与蒋鸿遇会商后，即将各部队分配战斗任务，先派兵一团以接运给养为名，押大车数百辆鱼贯入城，所有武器皆藏在大车内，当晚8时由北苑出发，12时抵安定门。
孙岳早已接到通知，即令城防军守城门卫兵大开城门，迎入城内。
鹿钟麟首先指挥部队接收了全城的防务，又把全城电话线割断，封锁曹锟与外界的联络。
城内各重要交通路口均用大车加以封锁，总统府卫队由孙岳派兵包围缴械，另由鹿派兵一营守卫总统府。曹锟被监视在中南海延庆楼内，不准与外间接触。
鹿钟麟的指挥部设在太庙，一切急需做的事情都在一夜之中办好了。次日早晨，北京全城贴满国民革命军的安民布告，主要街道上布满了国民军岗哨，站岗的士兵臂上缠着“誓死救国，不扰民，真爱民”的白色袖章。
第391章 政变阴影
政变第二日，冯玉祥来到北苑，发出主和通电，提出反战主和，一切政治善后问题请全国贤达商补救之方，开更新之局。同时，冯部国民革命军颁布文告，指责吴佩孚不顾人民的痛苦，兴无名之师为孤注之掷。又宣布，首都重地，使馆林立，商务云集，国民军将负责维持地方秩序，保护外人之生命财产。
冯玉祥邀集胡景翼、孙岳、王承斌、王芝祥、鹿钟麟、刘骥、张之江等直系首领在北苑开会商议正式改组军队的事宜。
会上推冯玉祥为中华民国国民军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胡、孙二人为副司令，分别任第2第3军军长，还决定成立摄政内阁。曹锟贿选祸国，强令曹锟下令停战，免除吴佩孚本兼各职，曹本人自动退位。
会上，冯玉祥也发表通电，要求南方革命政府，奉系派出代表前往北平，大家共同解决南北争执，实现国家一统的问题。
不过也有电文说冯玉祥有两种方略，一种为直军若胜，则兵进山海关，将吴佩孚挡在关外，如此与张作霖死拼，这种做法仅仅清除吴佩孚，保留曹锟。
另一种做法就是在直军失败后，倒掉曹锟、吴佩孚。
所以，在吴佩孚奔赴前线，战事有起色后，总部参谋长张方严为了督促冯玉祥出兵，发来电报“大局转危为安赖斯一举，希望冯玉祥给奉张致命一击。
但是冯玉祥误以为吴佩孚已经战败，再加上考虑国民革命军已经占领长沙，正发动声势浩大的北伐，迫不得已，冯玉祥等直系将领决定先下手为强，先推倒曹锟贿选政府，建立一个他们认为的正直政府。
而此时，赵恒锡在国民革命军一路追击下，在岳阳不敢休息，竟然放弃岳阳，向湖北逃窜。
接到冯玉祥发动北方政变的消息，杨兴大惊，历史还是有很强大的惯性，以为在自己穿越后，很多事情是会改变的，但是北京政变还是发生了。
毫无疑问，杨兴召集主要将领就北京政变的影响，以及北伐形势进行了检讨。
蒋百里等人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