飘零一家:从大陆到台湾的父子残局-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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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想要在这个生存的世界上，有个小小的位置，大体上也不难，看来这个道理很合理，但是，在百年来的中国，却真是稀罕。在台湾的我的这一代，却遇到了。我们姑且认定这样的人有五百万。那就是全中国十四亿人口的二百八十分之一了。
跟同侪相比，还能找到一些条件，比如说，我是所谓的“外省第二代”。谁都可以对这个说法有其自己的解读，我的解读是，在我们还不懂事的时候，战乱、流离、匮乏、疫病，等等，时时就在我们身边，然而我们的上一代为我们挡住了这些严酷的试炼。我们睁开眼睛的时候，最痛苦的日子，在我们不知不觉的时候，已经过去了。我们看到的是一片升平，即使在台湾风雨飘摇，面对中共大军，眼看就要失守之际，我们都还是懵懵懂懂，照吃照睡也照玩。把这类条件也算进去，我们这样的一代的这种人，应该是数百分之一的中国人吧？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的时代基因，白白趟上的。对于生命，我们要是说感激，那是真话。
所以，纵使难免有些挫折，面对着百年来的大时代，就太微不足道了。但是这却是晚年的觉悟，在当时当下，也有许多的痛不欲生跟乐不可支。现在回头看看，一介微命，的确是太大惊小怪了。
要是能做到大怪大惊，小怪小惊，不怪不惊，甚而不怪却惊，有怪不惊，形形色色，各得其等次，他们也许蛮伟大的，但是太深奥，我不懂。
我们家是大时代里小小的泡沫，却也充满了悲欢离合，我静静地，在不会发言也没有发言权的岁月里，静静地看、听、想。然后，随着一年年长大，跟小孩子的玩具一样，也都一件件不知道扔到哪儿去了，到老了的时候，居然又一件件地出现眼前，原先亮丽的色彩黯淡了许多，大多斑斑驳驳的，有的残破不堪，有的只是残片，反倒更耐寻思，让人想起那些再也没机会见到的大部分。
有人说生命到了只会回忆，就没有什么展望可言，这大概指的是人已没什么用处，可是为人而无用的感觉真不错，人也只有活到相当岁数了，才享受得到这样没用的滋味儿。
文学作者以小人物小事件来写作，思想家则以想不通说不通的问题来思想，总归到了最后，用处难见，就出现了“虽然没有什么结果，但是过程就是目的”，糊里糊涂的。
我好像也只能说同样的话。
在大陆版的本书出版之前偶得上面的几句话，用来接在台版的短诗代序之后，也是序。
第一章 出生前后
引子
我的父亲马廷英博士。百余年前，从一个虎狼出没之地不告而别，到后来成为名闻国际的地质学者。
金州虎狼与小鬼
十六年前，作家故友陈恒嘉请我们夫妻俩南下，参加他们府上陈老先生八十五岁寿辰，令人难忘。就在彰化乡下老先生家的院子里，四围尽是水田，天光云影之间，摆上几张大圆桌，老老小小男男女女坐得满满，煞是热闹。现场六七十人当中，只有长孙陈升的几位乐团成员跟我们俩不是他们的家人，不免有点感慨。
我们家是对日抗战胜利之后来台的，人丁乍薄，不必三代以上，便是父母之所经所历，知道的也十分有限。就是那么一鳞半爪，也多半是从父执长辈或是父亲学生的口中间接得知，有的却是从他人发表的文章中读到的，自两岸开放之后，又从大陆方面补充了几星几点，怎么说也谈不上完整。许多人能为他们的父母甚至祖父母、曾祖父母写上好多来历，我就难免惭愧。最近几年，还流行寻根修谱，但我们这样的人家，依然无头无绪。每个大年三十我们也会凑合着祭祖，便以红纸并排写上“辽东马氏苏州陶氏列祖列宗神主”，上供上香，简单处理。前几年曾经到父亲马廷英博士的出生地大连外围的金州，寻访他的出生地三十里堡（堡字读如“铺”）的马家屯，但早已沧海桑田不见踪影，其他种种更无从追寻。
父亲在家名雪峰，以廷英为号，以后就以号代名了。那个年代为自己另取一名，十分流行，这个后来的名号，有何来历，我不得而知，只是常常纳闷，家里给取的名字也不是阿猫阿狗，看着也还体面，干嘛要改？是否另有隐情？但答案已经在天上了。
父亲十几岁就离家出走，这样的行为可不寻常，算算应在百年以前了。今天，从金州三十里堡直放大连市区，一拐弯就能上高速公路，四十分钟到达，非常快捷便利。百年前可不一样，那是个虎狼出没的荒山野外，连到天涯海角，所谓走出去，应该说的是去大连吧？不知道父亲是怎么“走”的？童年的时候，姑妈跟我们讲，父亲书读得好，十几岁就考上了“满洲国”留日的官费，于是不告而别，去了日本。学成归国，从学生到学者，就是他八十年一辈子的生涯。
父亲不告而别之后，也许家里辗转知道了他在日本，真相如何我也不得而知，但过了大约一年，他从日本寄回家一张照片，年轻的父亲坐在一架英文打字机前，照片后面简单地写着：“眼前是一架只要想到了，字儿就会出来的机器。”据说照得相当神气。他刚去日本读的是东北仙台的高等师范，然后读同样位于仙台的东北帝大。他有打字机可用，应在高师阶段，时间当在十八九岁的时候。他一年之久不通音讯，还是长子，家里面也不着急，这个家，很奇怪。后来看他一生也没把家当回事，当真是承传有自。
父亲的信写得那么简短，也许是因为我们老家上二三代没几个人能认字的。爷爷让父亲上学，无非只巴望他将来能记个账就很好了，父亲总是一边在野地里放猪，一边读书，看看书，看看猪，就觉得不该老死是乡，十分合情合理。大陆的网站上说他出身于小地主，却没说是野地里放猪的小地主。
他读书用功，又聪明过人，在金州中学时代就表现优异，家里弟弟妹妹的文具都不用花钱再买，只用这位长兄的奖品就足够了，这是姑妈跟我说的，我信。
爷爷看了看他那张打字机前的照相，只说了一句：
“日本有这么样的机器，该是个好地方，就让他在那儿待着吧。”
还能怎么样？父亲就这么样地留在日本，将近二十年之久，并且永远也没有再回家乡，我没听他说过爷爷奶奶的寿数，大概什么时候辞世他也不太清楚，姑妈也没提过，这也算是家风。
对于爷爷，我知道得当然更少。从前的身份证上有祖父母栏，有马德芳这么一个名字，祖母是什么氏，我也记不清楚。后来的身份证上祖父母这一栏也没了，我的祖父母从此也没了踪影。对于过去，只有在父亲的病榻前听他说了一点儿，在我写这一段的时候，又跟姑妈通越洋电话，问了一点儿。
父亲是十四岁从金州中学毕业，相当于现在的“国中”，没有证据显示他在东北上了高中，从十四到二十七岁，中间哪些年在东北故乡？哪些年在日本？无从得知。只有二十七岁那年他高师毕业，是可以从许多文件中证实的，也可以证实他二十九岁就已经从仙台东北帝大毕业了，但得到博士学位时已经三十七岁，从研究所读到博士足足用去了八年，那么他在三十七岁前都在读书，之后都在教书、做研究到去世。
依姑妈所言，他十五岁去日本，但他不告而别去了日本，当时家中最小的女儿姑妈还未出生，容或不准。因为考取公费留学，看来不会在那么年轻的时候，除非他聪明得要命。我猜他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家里要他结婚，他就私下考上了公费溜了。依我看，父亲的中文表达应该比他的日文差一点，虽然他的中文有点古色古香。那么早就出国闯前程的人，要以什么语言为母语，是个问题，至于他自我认同是哪一国的人，依我看，他嘴上从不说，却非常爱国。
我爷爷十六岁就当家了，原先是个石匠，先是做打石粗工，姑妈跟我在越洋电话里讲，爷爷少了一只眼睛，会不会是炸石打坏的？姑妈没说。后来因为能雕石，就成了雕石师傅，姑妈说他会雕石狮子，可见有点美术的天分，但也仅止于细工石匠，不像齐白石，从粗木工而细木工而画画、写字、作诗文成了大师。百年前的东北，也没有提拔齐白石的王湘绮（王辏г耍┠茄娜宋铩�
似乎家里的人口不少，生活得很不容易。而我姑妈生下来的时候，作为长兄的父亲，已经在日本五六年了，一老大一老幺，父亲排行最长，两人相差二十岁。算来他们兄妹首次见面时，父亲已经四十上下，姑妈对父亲的了解不会多，她听到的兄长也多过她见到的兄长。
我的学长，担任过“国立艺专”校长的王铭显教授，也曾留日，他念的是筑波大学，此校的前身，便是日本高等师范。先父病重，住在台大医院，他以校友身份前来探视，还带了高师的毕业纪念册，里头就有父亲的名字。这就证实了父亲最早的时候是读高等师范的，这么算算，父亲读高等师范时，应该就在二十岁左右。
这位年轻的东北青年，在去日本之前，交了个好朋友，年纪比他大上许多，有三十多岁，姓甚名谁？有什么背景？后来也没听父亲说起，只是邀他同去了日本。年轻的父亲专心读书，他就给父亲做饭吃，也许还帮忙干点别的事。其实父亲在吃的方面相当马虎，这位“厨师”的手艺纵使真有，大概也无从施展。后来他这位年长的老友在日本去世，也是父亲为他办完了丧事，老人家对我的说法是：“你爸爸就把他给埋了！”小时候我还以为是父亲亲手挖的坟呢。我知道的就只有这么多。可以推测的是，当年日本政府给的官费一定不少，还能养一个厨子。另外，我想父亲应当再也没有余钱汇给老家吧？由此也看得出父亲年少时就不平常，也不顾家。
不仅父亲年少就有单身远渡重洋的气魄，年幼的父亲也不同凡响。
这个故事倒是父亲亲自跟我说的。
在父亲大约只有七八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忽然失踪了。
在那样的乡下，小孩子不见了，大家不会马上知道，因为随处都可以乱跑，到了天黑不见人，大人才开始慢慢儿着急，到处叫唤也没回应，那个时候没有电灯手电筒，大家打着火把找这个孩子，却一点影子都没发现。
老人家就一直操心到了天亮。
百年前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