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我该干些什么-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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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阿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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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一个作者，还是一个正义的作者

现在回想这篇小说的写作历程，有如梦魇。它作为欲望的斑点，诞生于二○○六年夏。那时，我看到一则简短报道：一个年轻人杀死同学，没人能找到他的杀人动机。当时我和文学的关系很简单，只是一个普通读者。

我和很多事物擦肩而过，料想这报道也如此。但在几个月之后，我发现它自行变大，成了一个恐怖的世界。我每天都装载着对它的广泛理解和无穷编造，就像背负重物。二○○七年春节，我没有回乡过年，试图将它产下来，但只写出十五节。当年五一，续写两节，国庆时又加了一节，但被迫停手。因为写作间隔时间太长，文本前后掣肘，互相矛盾，词句也因时间将尽而显得仓促凌乱。当时它叫“杀人的人”，有八万字左右，计划总长度为二十四万字。因为这个，后来我只敢写短篇。一些人还以为这是一种文学上的自觉选择。

我差不多忘了它。直到二○一○年，在倒腾橱柜时看见材料，才想起还有这一遭。我想到自己如何尽力搜集资料，如何旷日持久地推算，如何试图去法庭旁听，如何钻研加缪、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的三部著作——我想到这些狂热的准备，以及它的草草收场，便被一种耻辱感紧紧包围，就像一个穷人生不起孩子。

我想从头来过，而生活中别的事情也按照它的轨道运行过来，挤成一团。在祖母下葬的同时，我按照父亲的要求，购买新房，准备结婚。而因为写作所带来的对生活的敌意，我与女友的关系其实已走到尽头。二○一○年五月二十三日，我看着世界杯报道的加班表，哀楚欲死，感觉就像游泳好手要将自己溺毙，“好，我陪你们去生活，陪你们买房、结婚、加班”。我像困兽愤怒行走，最终作出的却是相反的选择。今天看来，这个选择没有辜负我，但相比《月亮与六便士》里的思特里克兰德，以及不少狂热的朋友，我还是缺少出格的勇气。他们都曾为创造的理想辞职，而我只是命令自己无论如何也要开始。我容易在妥协状态里生存。我在开始时打上这天的记号，后来才知在四年前，同样是这一天，主人公的原型受激情驱使，举起屠刀。这是一种可怕的巧合。

最终因为我的专横霸道，我和女友分手，每天早上六点多起床上班，晚上八点多回家，我总是试图在网站工作中保护住精力，但每次回来都气息奄奄，一个字也写不动。然后我等周末。在周六，我会因为要找到续写感觉而苦苦推敲，因此最终只剩下周日能畅快地写几千字。在这过程中，平均每三天，父亲都打电话来，以商量的口吻问：“找女朋友没有？”我每次都心藏怒火。我想说：“正因为你想让我结婚，我有了一间房子；正因为要还月供，我不敢轻易辞职、跳槽；正因为这狗日的工作，我每天被消耗一空。”

有一天接过父亲电话后，我翻开电话簿，找到一个自认妥当的人，发短信：我喜欢你。她和我进行了接触，但是犹疑。对女人来说，这种紧迫的求爱不但值得怀疑，还值得鄙视。在见到她后我笨手笨脚地抱她，被挣脱开，这事情就完了。后来父亲问我如何，我说高攀不起，听得出来他很悲哀。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这篇薄薄的小说终于修改完毕。当时是下午，窗外铺陈死气沉沉的建筑物、冰块、树和时光，我一人呆坐，不知悲伤应该从哪里来。我有一个朋友在写完长篇后号啕大哭，我觉得我也应该这样，但一直没等来。我对自己很失望。当夜我失眠，恐惧像大风不停地刮进空洞。我害怕这一切都是在做无用功。

这篇小说标题（原名）为“猫和老鼠”，喻示的是互动关系中的位置与使命，一个穷凶极恶地追，一个没日没夜地逃。小说的主人公在被无聊完全侵蚀后，再也找不到自振的方法，因此杀人，试图赢得被追捕所带来的充实。想一想这场景：就是要睡了，也要在指间夹一根燃烧的香烟，好在烟头烧到皮肤时醒来，继续逃命。

我将他设置为一个纯粹的人，就像电影《出租车司机》里的特拉维夫，他的子弹注定要射出，至于射死的是总统候选人还是黑社会，他并未深究，他只是需要子弹射出。他并没有先天的善恶动机，只是在效果上，他不能杀死总统候选人而可以击毙黑社会成员，因此被捧为城市英雄。而我的主人公，他的行为为世人不齿，他们集体呼喊：

杀死他！

杀死他！杀死他！

杀死他！杀死他！杀死他！

在原初的动机上，我的主人公一心只想着“如何充实”，杀人只是这一动机的外延。我着重探究的是这一动机。从动机上看他和过去的我并无区别，很多年我都浑浑噩噩，无所事事，每天盼望世界大战。只是我止于语言，而这个主人公却付诸行动。他设想过频繁地做好事，好让受恩人去搜寻他，但他想这样的搜寻注定松弛、松散，从技术上并不能使他充实。因此他去当了恶棍。在杀那个漂亮、善良、充满才艺的女孩时，他考虑的也是技术，因为杀掉一个完美的人，会激怒整个社会，进而使追捕力度增大。

写作时我很平静。我从来不赞美也不认同这种行为，但也没有急不可耐或先入为主地对它进行审判。因为一个作者一旦将自己设置为正义的化身，他的立场便可能偏颇，思想便可能空洞，说教便可能肤浅，所揭示的也可能为人们所麻木。在这方面，我遵循加缪的原则，像冰块一样，忠实、诚恳地去反映上天的光芒，无论光芒来自上帝还是魔鬼。

但最终我还是害怕，因为书写这种罕见的罪恶，就像揭开一个魔盒的盖子。我在小说中让检察官说，这种仅仅因为无聊而杀人的行为，它不可预测，使人胆寒，性质早已超越杀人放火、强奸拐卖，攻击的是我们整个制度、传统，以及赖以活下去的信念。

因为这种创造的害怕——我创造了一个纯粹的恶棍——最终我抹去他的名字。一本小说有主人公却没有名字，因此讨论起来就不方便。我既想你们看见作品，又想你们忘记它。

也许能宽慰我的是电影《桂河大桥》。在曼谷西边的铁路上，善恶分明，日军要修桥，而盟军要炸它。在纠缠中，来自英国的战俘尼科森仅仅为着自身的荣誉感，以极高的效率将桂河大桥修起来，并让它有了雄伟的姿态。那是艺术的姿态，预示着他既不为日军服务，也不为盟军服务。他超越正义，为桥本身而战斗。

阿　乙

2011年10月23日

第二章　开始

我睡过去，

直到醒来再也睡不着。

这时我得找点事情干。

今天，我去买了眼镜。起先试的是墨镜，但那样欲盖弥彰，后来挑了副普通平光眼镜，这样它既不招摇，又能将人们的注意力有效地转移过来，默认我为近视眼。人们总是倾向于相信戴眼镜的人。

我还买了透明胶，我试着将一只手粘起来，绕上一圈，很久才能撕扯干净。

今天的计划里没有买衣服这一项，不过出于怜悯，我还是走进一间服装店。店主三十多岁，个子矮小，脸像干黑的橘皮，刚被一位稍有姿色的顾客羞辱。我想爱美之心人皆有之，开服装店也是她在行使作为女人的权利。我就是这么想的。可她一抬头，我便后悔了。这是一种没办法再低眉顺眼的眼神，我走到哪里，它就跟随到哪里。我待要走，听到她奇怪地唤，叔。她说：“外边一千多的我这里卖几百。一样的货，都在我这里淘。”说着取下一件T恤，“先试试，不试怎么知道效果？试好了再谈价钱。”她说得十分生硬。我在镜前比画，看不出和原来的自己有什么不同，因此当她说“你穿着就是合身”时，我将它扔了。她说：“你想要什么样子的？”

“我要的你没有。”我走出去。

“你说说看。”

“说不清楚。”我走到门外，她像条遗憾的狗跟出来。这时路上走来一位干部，穿着笔挺的衬衣西裤，踏着锃亮的皮鞋，夹着一个公文包，我说：“就是这样的，你有吗？”她低呼道：“有的，有的。”

“皮鞋和公文包也有？”

“都有。”

她走进去一边瞅着我，怕我走掉，一边在纸箱里翻找。果然都凑齐了，只有公文包是棕色的。我拎着东西进了试衣间，换好出来照镜子，见桌上有啫喱水，说：“打一下不要钱吧？”

“不要，随便打。”

我挤出一团，将头发梳得油光，觉得是那么回事，便问：“现在我看起来多大？”

“二十。”

“你说实话。”

“二十六七吧。”她不知道我对这个答案满意与否，惶恐地看着我走进试衣间。我出来后将衣物丢在一旁，盯着她看了有六七秒，问：“多少钱？”她果然像得救那样飞起来，悬空按好计算器：“都给你打了最低折，共六百，只收五百八。”

“少一点。”

“顶多再少二十，否则一点利润也没了。”

“少一点，买不起。”

“那你说多少？”

我想起妈妈交代的，要对半砍，但我说得更狠：“二百。”

“本儿都不够。”

“二百。”

“叔，你要诚心，四百拿走。”

“我只有二百。”

“二百买走四样东西，生意做不起。你要买一件还好商量。”

我便走了。身后一点声音也没有。这种感觉很奇怪，就像男女间两败俱伤的分手。我走得越远，越感觉到她是真的没有利润，但又不好意思回头。然后就在我要走过街道转角，以为事情到此为止时，她喊：“等等，二百给你了。”我转过身，看见她朝我招手，便也举手朝她挥舞，然后才狞笑着，算是如愿以偿地走远了。我身上只有十来块钱。

下午六点半，我回到军校家属院，何老头儿恰好也回来。院落像空坟，只住着他和我，门口却有人二十四小时站岗。对军校新兵来说，这是一项修炼，学校是这样要求他们的，他们执行得很好，四肢并拢，像站进自己的身体那样站着。

我远远地跟着何老头儿上楼，他关上门，我才小心地打开自家的门。屋内那些阴猾的精灵扑上来，我知道它们叫空无。我坐着发呆，不知该如何应付。据说，劳改犯都在漫无目的地工作，以至出狱后变成出色的鞋匠、木匠、裁缝或者雕刻师。而我只学会手淫。我走进卧室，拉上布帘，套弄着，很快射精。

我睡过去，直到醒来再也睡不着。这时我得找点事情干。我怀着侥幸心理，拉亮灯，推开空纸箱，移走花盆、一捆旧杂志和一个插着塑料花的瓷瓶，扯起罩布，找到那个锁孔在上的保险柜，将钥匙插进去，慢慢试探。接着我拉灭灯，重新试探。黑暗使我专注。有一次我打开过它，里边藏着邮票、像章、铜钱等玩意儿。

我想当婶子看到保险柜被盗窃一空时，会顿足惊呼，叫苦不迭，最好是能痛哭流涕。这是她应得的。我和我的一家不欠我的叔叔什么，我来省城投靠他，是这个家族历史上最重要的交易之一。在爸爸和叔叔还年轻时，成绩更好的爸爸作出让步，为供叔叔读大学，在煤窑里埋下肺癌的根。但是原本只是一名公交售票员的婶子，仅仅因为自己是省城土著，便觉得我们全都是欠她的。妈妈送我来省城时，拿出土产，被她傲慢地推回：“拿回去，拿回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