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第5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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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批准后方得举行时，斯登尼斯才谴责这一向当局投降的行动，并于3月31日深夜召开党卫军领导人秘密会议。出席会议者异口同声宣布，他们拥护斯登尼斯，反对希特勒。
为了不致引起流血和内讧而又能解决问题，希特勒令斯登尼斯前来慕尼黑报到，在“褐色大厦”里担任案头工作。斯登尼斯拒绝前来。于是，希特勒便将冲锋队倾泻在叛军头上。不到24小时，公开抵抗便结束了——这是一次弱不禁风的叛乱。斯登尼斯所要求的无非是纯洁的国家社会主义，为党服务，不是为某个人效劳。“谁跟我一起走，谁就会遇到艰难困苦的道路，”在与手下人告别时他说，“然而，为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理想，我建议你们跟随希特勒，因为我们不想将国家社会主义毁灭。”
4月4日，《抨击》和《人民观察家报》同时刊登希特勒的文章，谴责斯登尼斯的“起义”。他重申，社会主义历来是纳粹党的主要理想；他批判了钻进党内的“沙龙布尔什维主义和沙龙社会主义的小丑们。”他宣称，斯登尼斯就是这样的小丑，此人曾千方百计“将一系列严格说来是属于共产党不断煽动所需要的概念引进党卫军内。”
这些文章更引起了柏林离心离德的褐衫党徒的愤怒。希特勒再次前往柏林，扮演了调解人和中间革命派的角色。这次，他把汉夫斯坦格尔带在身边。汉夫斯坦格尔写道：“希特勒无法，只好在郊区来回奔跑，眼中含着泪水，哀求他们，说只有依靠他，他们的利益才能得到保护。”经过诸多周折，他总算恢复了秩序。次日，他与斯登尼斯一同在一家贸易与旅游旅店下榻。斯登尼斯给汉夫施坦格尔留下的印象是，他更像是位受害者，而不是叛乱的领导人。“我发现，此人很正经。他是科隆的主教舒尔特的侄儿。他将我拉到窗前，我们的谈话声被交通嘈杂声吞没了。他说：‘希特勒是否明白，叛乱的真正煽动者正站在他身旁？’——此人是戈培尔。尽管希特勒有令，不准我们殴斗，戈培尔却一再鼓动他们上街游行。现在呢，一切责任都推到我身上来了。”
与通常一样，希特勒的出现（靠冲锋队做后盾）给党卫军带来了团结，而这次的团结是牢不可破了。将斯登尼斯及其一小撮追随者解职并未引起波动。戈培尔安然无事，但是，除斯登尼斯外，许多人都觉得，在此次叛乱中，戈培尔扮演了阴险的角色。“打个比方，若某个母亲有许多孩子，其中一个误入了歧途”，他说，“明智的母亲就会拉着他的手，紧紧抓住他。”
希特勒也明白，将误入歧途的孩子们领回来，他是动用了武力的。于是，他便用冲锋队的人接替了斯登尼斯在柏林党卫军内的职务。由于作为元首原则保护者的权力得到扩充，冲锋队欣喜若狂。“我们并不是处处都受到热爱的”，在几星其后召开的一次冲锋队领导人的会议上，冲锋队头子海因里希·希姆莱说，“我们履行了职责后，可能会站在角落里，我们不该希望得到感谢。但是，我们的元首知道冲锋队的价值。我们是他的宠儿，是最有价值的组织，因为我们从未令他失望。”
与此同时，作为调停人的希特勒，准备欢迎那些误入歧途或摇摆不定的党卫军返回岗位——但那些太具有独立精神的人们却除外，他们必须被清洗，职务必须由忠诚的追随者去接替。对希特勒宽宏大量的姿态的反应几乎是一致的。虽然，众多褐衫党徒对希特勒及其坚持合法行动的主张表示失望，但在他的耶稣式的宣言面前，这种想法也烟消云散了。希特勒说：“我就是冲锋队和党卫军，你们是冲锋队和党卫军的成员。在冲锋队和党卫军里，我就在你们中间。”
党卫军刚恢复秩序，其领导人罗姆上尉便因据说搞同性恋而遭到猛烈攻击。早些时候，希特勒曾将类似的控告一笔勾销。“党卫军是为达到特定的政治目标而组织起来的。它不是抚育小姑娘的道德机关，而是粗暴的斗士的联合体。”他继而说，某人的私生活是他自己的私事，只要它不干预国家社会主义的任务，就不予理睬。
但是，这件丑闻却正在变成一党内事件。人们在窃窃私语，许多在斯登尼斯起义中遭到清洗的军官，其职位均被罗姆的同性恋伙伴们接替了。对这些指责，如同对指责冲锋队犯下了暴行一样，罗姆显得若无其事。“我知道，过去我对冲锋队员们表现粗暴，是急性子，亲爱的德尔默先生，不过，从今以后，请你拭目以待吧！我的部下将安分守己，严守纪律，秩序井然。我的职责是要使千百万易受共产党影响的失业工人不受其影响。我要将他们变成有秩序的公民，保护德国，以反对国内外的布尔什维克敌人。”这番话是罗姆在4月底会见伦敦的《每日快报》的记者德尔默时说的。德尔默反驳说，“苏醒吧，德国！”“让犹太人灭亡！”之类的高声怪叫，似乎不像严守纪律和秩序井然。
“啊，你可不能按表面意义去理解这些口号，你只能听一半。”接着，他说了一些引起了记者注意的话。“我正在把一些吵吵闹闹，不守纪律的人从党卫军中清除出去。对这样的军队，搞点大扫除是有些好处的。”他到柏林的目的就在于此。他解释说，首都曾发生过叛乱，领导者是斯登尼斯上尉。此人是“疯子”，竟敢向他和希特勒的权威提出挑战。罗姆向德尔默保证说，叛乱分子已被镇压下去，一切都恢复正常。
一星期后，在罗姆的建议下，德尔默前往“褐色大厦”采访元首。希特勒承认他有两条要求：取消战争赔款债务和“在东方自由行动”。他并不热衷于恢复旧疆界或归还失去的殖民地，只要求允许几百万剩余的德国人扩展至苏联。德尔默问，你希特勒怎样进入俄国而又不侵犯波兰的领土？希特勒简短地回答说：“总会有法子的。”
就在此时，奥古斯特·威廉王闯了进来，激动地宣布，在1931年的头4个月中，有2400名褐衫党徒在与马克思主义者的格斗中受伤或丧生。“我的元首”，他喊道，“这是内战呀！”“不错”，希特勒随口答道，“毫无疑问，这是内战。”在确信希特勒是个极端残暴的人后，德尔默便开始撰文。该文于5月3日见报，并预言：“德国正加紧加入欧洲法西斯国家阵营。”
（6）
1931年夏季，希特勒忙于巩固党的斗争，并针对斯登尼斯叛乱所暴露出来的弱点，重新整顿党卫军。与此同时，一件私事也使他深感不安。他得悉，他的司机和同伴莫里斯已秘密地与他的外甥女吉莉订婚。吉莉一直住在普令斯雷根坦广场那座寓所里，行动受到限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主意是元首这位媒人给莫里斯出的。“你结婚后我每晚都与你一起吃晚饭”，他敦促这位青年说。“我听了他的话”，莫里斯曾对一个会见人说：“决定与吉莉订婚，因为，跟别人一样，我非常爱她。她高兴地接受了我的求婚。”一些时候以来，知道内情的人都知道他们是一对情人；莫里斯曾在戈培尔面前对这“不幸的爱情”公开表示悔恨。最后，他鼓足了勇气作了坦白。希特勒大怒，斥责莫里斯对他不忠，解除了他的司机职务。
接近元首的某些人认为，他不过是个操心的亲戚而已。“他的爱是父爱”，管家安妮·文特多年后坚持说。“他只关心她的幸福。吉莉是个朝三暮四的姑娘，谁她都想勾引，包括希特勒在内。他只不过想保护她罢了。”在某种意义上，吉莉成了俘虏。除了自由外，吉莉要什么希特勒都给。即使去上音乐课，他也坚持要派他信得过的人去陪她。她曾对一亲戚抱怨说，“她的日子很不好过。希特勒不管去哪里，都坚持要她陪同前往。这令她很难堪，特别是她知道格里戈尔、斯特拉塞尔反对她与希特勒公开同行。另外，这也使她不能与别的年轻人接触。”
一天晚上，汉夫施坦格尔夫妇在雷西登茨剧场碰到了吉莉和希特勒。四人在施瓦茨瓦尔德餐厅一起吃夜宵。汉夫施坦格尔注意到，吉莉“似乎很厌倦，常左顾右盼看其他桌子。他不能不觉得，她与希特勒的这种关系是逼出来的。”汉夫斯坦格尔太太也感到，吉莉这姑娘受到压抑，好像“在生活中得不到她所需要的东西。”但是，文特太太却坚信，是吉莉追求希特勒的。“她自然想成为希特勒夫人。他是完全够格的……她对谁都那样轻浮，她不是一个正经的姑娘。”
毫无疑问，吉莉是羡慕舅舅的名望的。每次在赫克咖啡馆饮茶时，他们的桌子总是被爱慕者团团围住，其中许多是女人。她们又是吻他的手又是讨纪念品。同样明显的是，元首喜爱她的程度远远超出了舅舅对外甥女的喜爱。“他爱她”，莫里斯断言说，“但这是一种奇怪的爱，一种不敢表露出来的爱，因为他自尊心极强，不敢承认迷恋女色的弱点。”
也有人说，两人有桃色事件。奥托·斯特拉塞尔还将听来的街谈巷议写成文章，耸人听闻地说，他们有越轨的两性关系。这当然只有希望听到希特勒最坏消息的人才会相信。他爱他的外甥女，爱得很深，但是，发生两性关系恐怕不太可能。希特勒这个人很保守，不敢公开追求任何一个女性，而他也处处小心谨慎，不敢金屋藏娇，将情妇放在寓所——特别是同父异母的姐姐的女儿——以免毁灭他的政治生涯。
到9月，吉莉又混上了另一个青年，奥地利人，画家。他们一见钟情，据克里斯达·施洛德（希特勒的秘书）说，他立刻便向她求婚。一次，她向霍夫曼太太谈到了她的不幸的浪漫史。在承认自己与一奥地利画家相恋并感到痛苦后，她突然改口说：“哎，如此而已！你我都无能为力。还是谈点别的吧！”希特勒闻讯后，立刻强迫她与那位画家断绝来往。这很明显，是得到他姐姐安吉拉的默许的。
9月中旬，吉莉打电话给她的声乐老师说，她不再上课了，准备去维也纳。打完电话后她便到贝希特斯加登看她母亲。她刚到那里便收到“阿道夫”舅舅打来的电话，约请她立刻回慕尼黑去。她觉得自己必须回去，但，当她得悉他即将离开慕尼黑前往参加地方长官和冲锋队的主要领导人的会议时，她“责怪他让她白跑一趟”。希特勒禁止她在他不在期间去维也纳，这样，她便从生气变成大怒。9月17日，两人在进午餐时（吃意大利面条）仍在继续争论。在厨房里的文特太太听见，他们争论的嗓门越来越大。当吉莉冲出餐室时，文特太太注意到，她满脸通红。
吉莉一直呆在房里。后来，她听见舅舅走下楼，便跟着他走到过道上。楼下，陪同希特勒前往的霍夫曼正在等候。吉莉左手拿着东西，但莱舍特太太看不清是什么。“再见，阿道夫舅舅！”她朝楼下喊道，“再见，霍夫曼先生！”
希特勒在大门口停住了脚步，回头望了望，又重上了楼梯。他爱抚着吉莉的脸蛋儿，还在她耳边说了些什么。但她一动不动，怒气冲冲。后来，她对管家说：“说真的，我与舅舅毫无共同之处。”
当新司机尤利乌斯·施列克驾着“麦塞蒂斯”沿着普令斯雷根坦大街前行时，希特勒沉默不语。突然，他转身对霍夫曼说，“我不知道为什么，觉得非常不舒服。”霍夫曼——其非正式的责任是让元首高兴——告诉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