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乞丐到元首-第1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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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了对手。斯大林立刻抓住了这个有利时机。他通过莫洛托夫之口回答说，在签订政治协议前，必须首先签订经济协议。里宾特洛甫以再次请求舒伦堡速办作为回答，并指出，经济协议的第一个阶段业已结束。他的指示几乎是歇斯底里的。他说，下一次与莫洛托夫的会谈必须“着重地……为早日实现本人的俄国之行作出努力，并恰当地反对俄国人可能提出来的新的反对意见。在这方面，你必须牢记这个决定性的事实：德波之公开冲突极可能早日发生，因此，我们便对我之立刻访问莫洛托夫具有最强烈的兴趣。”

斯大林明白，每拖延一小时，对希特勒而言都是痛苦的（也许，斯大林的探子已探得了9月1日希特勒这个限期）。于是，他便令莫洛托夫在下次与舒伦堡会谈时（8月19日），与通常一样，采取拖延战术。这样，尽管舒伦堡一再恳求采取行动，外交委员莫洛托夫依然逐点进行冗长的辩论。但是，在舒伦堡走后半小时，苏联人突然改变其战术：莫洛托夫又想把舒伦堡请回克里姆林宫。他于当日下午很晚时才来到克里姆林宫，但一进门他便明白，莫洛托夫有好消息给他。在向舒伦堡表示歉意、不该为他带来诸多不便后，莫洛托夫说，他刚被授权将一份互不侵犯的条约草案交给他，并将在莫斯科接待里宾特洛甫先生。当然，他并未解释说，英法苏之军事谈判已陷入僵局，斯大林已失去了对西方的所有耐心。也许，他历来就有意与希特勒结伙，只是把与英法之谈判作为一种手段，以便从希特勒那里得到更有利的条件。

即使如此，俄国人还是小心谨慎地从事。莫洛托夫告诉舒伦堡，只有在他们的经济协定签字后一星期，他才能接待里宾特洛甫；如今天签字，那就是8月26日，若明天签，那就是8月27日。希特勒想必曾带着复杂的心情阅读舒伦堡的报告——对可能签订这份条约表示高兴，对斯大林坚持先签经济协定表示愤慨。这比讹作好不了多少，但希特勒又没有别的法子。这份经济协定匆匆于凌晨2时签订。根据这个协定，德国将贷给苏联2亿马克的商品贷款，利息为5厘，以购买机床和工业设备。“广义上的”军用物资，例如光学仪器和装甲板，也可得到供应，但相比之下数量较小。苏联将用原料偿还这一贷款。

希特勒曾用计战胜了奥地利和捷克，这一回却是斯大林胜了他。莫洛托夫建议他等待一周，他是不能等待的。他草拟了一份给斯大林的电报，以私人名义于8月20日下午4时35分发出。在电报中，他对德苏协定的签订，对将它作为重新安排德苏关系的第一个步骤表示欢迎。他也接受了苏联提出的互不侵犯条约草案，虽然内中有几个问题需尽快得到澄清。然后，他便提到了问题的关键。他说，由于德波之间的紧张局势已变得不可容忍，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速度便极端重要了。危机可在“任何一天”发生。

在舒伦堡将电报交给克里姆林宫后两小时，斯大林将他召到克里姆林宫，亲自向他作出回答：“谢谢您的来信”，他说，他希望，这份条约将成为他们的政治关系已发生决定性转折的标志。“我们两国人民需要彼此建立和平关系。”他同意8月23日会见里宾特洛甫。

20日一整天，希特勒一直在贝格霍夫的大厅里一声不响地来回踱步，焦急地等待着莫斯科的消息。他脸上的表情之可怕，使谁也不敢打扰他。他期望这一条约能很快签订，已将小型母舰《格拉夫·斯佩》号派往大西洋待命；21艘U型潜艇也在英伦三岛沿岸摆好了进攻的架势。

进晚餐时（据斯佩尔说）希特勒收到一封电报。读完电报后，他脸色通红，两眼空虚地望着窗外。猛然间，他双拳猛击台面，连玻璃都嘎嘎作响。“到手了！”他高喊着，声音中充满了感情。“到手了！”喊完，他一屁股坐回原位。谁也不敢问一声，继续默默进餐。

喝完咖啡后，希特勒以和谐悦耳的语调告诉客人们，德国正与俄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在这儿，你们看看”，他说，“是斯大林来的电报。”据霍夫曼回忆，元首当时高兴已极，猛拍膝盖——这是摄影师霍夫曼从未看见过的。总管康能堡端来香槟酒后，众人忙做一团，互相碰杯庆贺，为外交上的一次大胜利而干杯。一会儿，希特勒领大家进了地下室的小型电影院，观看斯大林检阅红军的大型阅兵游行。元首议论说，多么幸运啊，如此强大的军队已被中和了。

霍夫曼担心，在曾与赤色分子数十年如一日进行斗争的忠诚的国社党人中，会出现反响。“党和全世界一样，都会大吃一惊”，希特勒故意答道，“但，我的党员了解我，也信任我。他们知道，我绝不会脱离我的基本原则。他们将会明白，此次冒险一赌的最终目的，是要扫除东部的危险，并在我的领导下——使欧洲更快统一。”

从表面上看，希特勒与斯大林是最不可能成为盟友的。他们怎么可能有共同之处呢？其实，他们有许多相似之处。一个佩服彼得大帝，一个把自己看作是腓特烈大帝的继承人。两人都主张使用暴力，都在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的意识形态下行动。共产党与纳粹，两者同是伪善者和教条主义者，同是极权主义者。两者都相信，只要目的正确，便什么手段均可使用。两国都以国家和进步的名义，使非正义的东西变成神圣。

多时以来，希特勒就佩服斯大林，把他看成是“世界历史上非凡人物之一”。一次，他对一群亲信说，他与苏联领导人有许多共同之处，因为两人都出身下层阶级。内中有人不同意元首将自己与先前的银行劫贼相提并论时，他回答说：“如斯大林真的抢过银行，他也不是为了填腰包，而是为党、为运动。你不能把那看成是抢银行。”

元首也不把斯大林看成是真共产党。“实际上，他与沙皇俄国融为一体，只不过复活了泛斯拉夫主义罢了（也许，希特勒是在不自觉地谈他自己和德国）。对他，布尔什维克主义不外乎是个手段，是用以欺骗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的一种伪装。”

斯大林和希特勒都觉得有把握利用对方。这两个独裁者都错了，但在1939年那个忙碌紧张的夏天，没有一个大国不是在某种错误观念指导下行动的。欧洲是互不相信、互相欺骗和两面手法的一口大锅。即使在里宾特洛甫准备动身前往莫斯科时，斯大林仍未完全放弃结成英法苏三国军事同盟以反对希特勒的希望。当英国人半心半意地搞这一条约时，他们还秘密地邀请戈林前往英国。无论何处，一国背着一国在暗地里与另一国搞交易，嘴里不是喊着真诚这个陈词滥调就是满嘴恐吓威胁。

（4）

表面上，得胜者是希特勒。8月22日，他一早醒来，觉得信心百倍。里宾特洛甫带着给驻莫斯科的德国外交使团的最终指示离开贝格霍夫后，元首召见了高级将领和他们的参谋，在宽阔的接待室内举行了一次特别会议。由于坐在大桌后的希特勒搞一言堂，这实在是讲演，而不是开会。“把你们找来，目的是要把政治局势向大家描绘一下，这样，你们才能看清我赖以作出行动决定的各种因素，同时也是为了增强你们的信心。”他说，与波兰的矛盾迟早总要爆发的，有许多理由可证明最好是立刻行动。“首先，有两个个人的因素：我自己的个性和墨索里尼的个性。主要的是一切均靠我，靠我的生存，因为我有政治天才。也许，将来不会再有人像我这样对德国人民充满信心。所以，我的生命是大值里的一个因子。但我可在任何时候被一个罪犯或笨蛋消灭。”第二个个性因素是意大利总理。他若有个长短，意大利是否仍忠诚于他们的联盟，这是值得怀疑的。“

另一方面，无论是在英国还是法国，那里都没有杰出的人物。“我们的敌人只有水准以下的人。没有个性、没有师傅，没有搞行动的人物……”另外，政治形势也有利，地中海在竞争，东方局势紧张。目前的所有这些有利形势两三年后均将不复存在。“谁也不知道我还能活多久。所以，还是现在就打为妙。”

接着，他把问题讲得更具体了。他说，与波兰的关系已无法忍受。“我们面临的决择，不是打便肯定被消灭，或迟或早。西方有什么作为呢？不外乎是从马奇诺防线发动进攻或对帝国进行封锁。前者是行不通的，后者也不会奏效，因为现在苏联会向德国供应粮食、牲口、煤炭、铅和锌。怕只怕到头来哪个猪猡又要提个调停计划出来！”

戈林一带头，其他将领也跟着热烈鼓掌（B有篇花絮说，戈林跳上桌子，像野蛮人一样，趾高气扬地手舞足蹈。这若属实，可称洋相十足了。但这不太可信）。“我的元首”，戈林元帅说，“部队会尽其责任的。”掌虽然鼓了，但戈林和其余将领都一致反战，因为大家都相信，德国还未作好发动战争的准备。弹药只够6个星期之用，钢铁、石油和其它重要物资也奇缺。

与其将领一样，希特勒对此也是了如指掌的，但他考虑的是一种不同的战争：闪电战，即用足以保证迅速取胜的兵力和战斗强度，全面发动突然袭击。这既是战略概念也是战术概念。他曾发誓，永远不让长期战争带来的苦难重新在德意志的国土上出现。对部队，他只在广度上而不是在深度上进行武装，其原因也就在于此。常备武器的生产率较高，不为长期战争组织大规模的生产能力，德国经济的这种组织方法，是希特勒有意这样搞的。他的目标在于迅速地生产武器，而不是增加兵工厂，或改组兵工厂的结构。

一系列的闪电战——靠短期的生产爆发力维持——将使希特勒看来好像很强大。他避免为常规战争进行大规模生产，因为这意味着经济毁灭。他的哲学是穷汉的哲学，只有靠胆识才能成功。用战争冒险的办法，他已取得了一系列廉价的胜利，而这个战争冒险正是他的较富裕的敌人几乎不惜一切代价要避免的。

闪电战不但与其赌徒的天性吻合，而且也与其独裁者的地位相适应。一个民主国家是经受不起这种经济突发力的，例如，在集中生产坦克后，立即又转向民用生产。可能会伤害一个民主国家的东西却不适用于一个具有奇特的经济弱点和力量的国家。

希特勒的闪电战，使其将领也目瞪口呆，因为他们的理论仍源于过去。他们不像希特勒那样明白，论战斗，德国的准备要远较英法之准备为好。这是一场赌博，但他估计到，他能迅速取胜于波兰，永远无需与英法两国交手。奇特之处就在于，他们会觉得报复是徒劳无益的。他必须用某种方法将西方中和——或恫吓、或动武——以便到1943年时，他能实现自己的真正目标即征服苏俄。阿道夫·希特勒张开大眼，准备迎接命运。

8月22日上午听过希特勒讲解入侵蓝图的军人，未提过片言只字的批评意见，午餐后被带进来听训话的野战将领也未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元首劝他们不必发慈悲。“强权即公理。”他说完后便宣布入侵波兰的时间有可能定在星期六即8月26日的拂晓。

当晚早些时候，里宾特洛甫及其一行分乘两架“康多尔”飞机前往莫斯科。总的气氛非常紧张。彼得·克莱斯特回忆说，“谁也不敢保证在我们抵达莫斯科后，苏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