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传-第2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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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看沈定一1919年12月13至16日致胡适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77页。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林纾笔下的”狄莫”与”秦二世”（1）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深入，新思潮的影响不断扩大，白话文顺利推行，守旧的文人们便坐不住了。他们视新文化如洪水猛兽，感到了一种灭顶之灾即将来临的惶恐。他们要保存国粹，便要反对新思潮，抵制新文化运动。1919年3月，北京大学的旧派文人刘师培、黄侃等，继《新潮》之后，也组织一个刊物，名叫《国故》，标榜“昌明中国故有之学术”为宗旨，企图与《新青年》、《新潮》抗衡。他们骂新文化，自然也骂胡适。胡适做过一首白话诗《蝴蝶》，开头两句是：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据说黄侃先生痛恶白话文，尤痛恨白话诗，便叫胡适为“黄蝴蝶”，而不称他的名字，以表示轻蔑。这不仅刻薄，也有些失德了。
　　　　那时，攻击新文化最激烈的，是一个自称“清室举人”，以卫道自任的林纾。他字琴南，福建人，是桐城派古文家。林氏不懂外文，却与别人合作，用古文翻译过一百多种外国文学作品，在清末有很大影响，号称“林译小说”。①但到1919年二三月间，林纾竟以文化的卫道者自居，跳出来兴风作浪，反对新文化运动。
　　　　他首先在《新申报》上发表《蠡叟丛谈》，用短篇小说的形式，辱骂和攻击《新青年》团体的人们，胡适自然也是他攻击的主要对象之一。
　　　　林纾的小说，一篇叫《荆生》。②其中写三个书生：皖人田其美，影射陈独秀；
　　　　浙人金心异，影射钱玄同；新归自美洲的狄莫，能哲学，便是隐指胡适。三人聚于北京陶然亭畔，饮酒歌呼，放言高论，掊孔孟，毁伦常，攻击古文。忽然，隔壁一声巨响，——
　　　　一伟丈夫（按，即荆生）足，超过破壁，指三人曰：“汝适何言？……尔乃敢以禽兽之言，乱吾清听！”田生尚欲抗辩，伟丈夫骈二指按其首，脑痛如被锥刺。更以足践狄莫，狄腰痛欲断。金生短视，丈夫取其眼镜掷之，则怕死如猬，泥首不已。
　　　　丈夫笑曰：“尔之发狂似李贽，直人间之怪物。今日吾当以香水沐吾手足，不应触尔背天反常禽兽之躯干。尔可鼠窜下山，勿污吾简。……留尔以俟鬼诛。”
　　　　完全是汹汹的骂詈与仇恨，正如胡适所说，“这种话很可以把当时的卫道先生们的心理和盘托出”。③
　　　　另一篇小说叫《妖梦》④，写某人梦游阴曹地府，见一所“白话学堂”，门外大书一联云：
　　　　白话通神，红楼梦，水浒，真不可思议；
　　　　古文讨厌，欧阳修，韩愈，是甚么东西。
　　　　校中有三个“鬼中之杰出者”：校长元绪，明显是影射蔡元培；教务长田恒，影射陈独秀；副教务长秦二世，则又是指胡适。某人进得学堂，至第二门，匾上大书“毙孔堂”，也有一联：
　　　　禽兽真自由，要这伦常何用；
　　　　仁义太坏事，须从根本打消。
　　　　对鬼中三杰，骂得比《荆生》更粗鄙，更刻薄无聊。最后请出“罗罗阿修罗王”，将他们吃掉。林纾评论说，吃了这些“无五伦之禽兽”，“化之为粪，宜矣”
　　　　！
　　　　从这两篇小说可以看出，林纾对新文化真是切齿痛恨，他幻想有“罗罗王”或“伟丈夫”荆生出来，用武力消灭新文化人士。林氏写的荆生，乃是暗指当时安福系的军阀徐树铮。徐是段祺瑞手下顶得力的一个武人，却又能写几句文章，尝以桐城派文人自居。他办了一所成达中学，拉拢一些文人学士，林纾即是其中的一个。林氏因为在成达中学教过书，与徐树铮有些瓜葛，便想借军阀的武力干涉，把新文化的倡导者一个个赶尽杀绝。文人笔下竟含如许杀机，封建复古派对新文化的深仇大恨，由此可见一斑。
　　　　胡适在叙述这段经历时，曾分析《荆生》小说，指出：
　　　　这篇小说的末尾有林纾的附论，说“如此混浊世界，亦但有田生狄生足以自豪耳！安有荆生？”这话说的很可怜。当日古文家很盼望有人出来作荆生，但荆生究竟不可多得。⑤
　　　　军阀虽然拥有武力，却忙于自己派系之间的争斗，也害怕民众，故不敢贸然出来充当荆生。林纾们也只好哀叹了。
　　　　林纾写这几篇小说，是有北大法科的一个学生张子做内线。张子（厚载）原是徐树铮的成达中学毕业，林纾在那里教过的学生。他平日向林通风报信，报告北大的一些内情。林氏的这两篇小说稿，也是由张代为寄给《新申报》发表的。当时蔡元培曾有复张子的信，对他作了虽然温和却很严厉的批评。⑥
　　　　而胡适却拉张子为《新青年》做文章。⑦以致连钱玄同也看不惯，扬言要脱离《新青年》。钱在给胡适的信中，曾明白批评胡适说：
　　　　至于张厚载，则吾期期以为他的文章实在不足以污我《新青年》（如其通信，却是可以）；并且我还要奉劝老兄一句话：老兄对于中国旧戏，很可以拿他和林琴南的文章、南社的诗一样看待。老兄的思想，我原是很佩服的。然而我却有一点不以为然之处：即对于千年积腐的旧社会，未免太同他周旋了。⑧
　　　　对钱玄同的批评，胡适曾加以辩解，说拉张做文章，是想挽救他，“转为吾辈所用”；也为自己做文章找材料，并说“这种材料，无论如何，总比凭空闭户造出一个王敬轩的材料要值得辩论些”。⑨后来，在他轮流编辑的一期《新青年》上，坚持发表了张子的文章。然而张子并不感恩图报，仍照样给林纾做内应，自然也报告了不少有关胡适的事情。林纾在小说中骂“狄莫”，骂“秦二世”，也毫不留情面，甚至还骂得更刻薄。这不是与旧势力妥协周旋的报应吗？
第四部分：在新文化运动洪流中　1917…1921林纾笔下的”狄莫”与”秦二世”（2）
　　　　①林纾（1852—1924）译外国文学作品，自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开始，1898年他与人合译为《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年出版。以后陆续译出各国作品共184种，计英美116种，法23种，俄10种，希腊、德、日、比、瑞士、挪威、西班牙等国7种，佚名5种，未刊23种。（据马泰来《林纾翻译作品全目》，载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之《林纾翻译》一书）“林译小说”已经成为晚清文学中的一个专门术语，可见他的翻译影响之大。特别是他译的“《巴黎茶花女》小说行世，中国人见所未见，不胫走万本”。（陈衍《林纾传》，见《福建通志》）故当时有人赞叹说：“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严复留别诗，1904年出都时作。
　　　　）又有“译才并世数严林”之誉。（康有为《琴南先生写万木草堂图，题诗见赠，赋谢》，载《庸言》一卷七号）林纾翻译作品影响所及，使中国人开始了解到西方文学的杰出作品和长处，不再故步自封，并且大大提高了小说在中国社会及文学中的地位。
　　　　严复和林纾，分别是中国译介西方近代思想和西方近代文学的第一人。虽然他们都是桐城派古文家，后来在文学革命中又都反对白话文和新文学，成了守旧派；
　　　　但他们的翻译、输入西方新思想和西方文学，在中国思想界的启蒙作用，对文学界的冲击和促进作用，却是不能抹煞的。
　　　　②《荆生》载1919年2月17日至18日上海《新申报》“蠡叟丛谈”之13、14。
　　　　③《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见《胡适文存二集》，上海亚东图书馆1929年3月6版，卷二，第202页。
　　　　④《妖梦》载1919年3月18日至22日上海《新申报》“蠡叟丛谈”之44至46。
　　　　⑤同注③。
　　　　⑥蔡元培1919年3月19日复张厚载函，载同年3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第338号，并附有张厚载致蔡元培函。（今收入《蔡元培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9月1版，第278～279页。）张函承认“《新申报》所登林琴南先生小说稿，悉由鄙处转寄”。故蔡元培复信中说：
　　　　得书，知林琴南君攻击本校教员之小说，均由兄转寄《新申报》。在兄与林君有师生之谊，宜爱护林君；兄为本校学生，宜爱护母校。林君作此等小说，意在毁坏本校名誉，兄徇林君之意而发布之，于兄爱护母校之心，安乎，否乎？仆生平不喜作谩骂语，轻薄语，以为受者无伤，而施者实为失德。林君詈仆，仆将哀矜之不暇。而又何憾焉！惟兄反诸爱护本师之心，安乎，否乎？往者不可追，望此后注意。
　　　　⑦张子曾因胡适的关系，在《新青年》第5卷第4号上发表《我的中国旧剧观》和《“脸谱”——“打把子”》（致记者的通信）；又在《新潮》第1卷第4号上发表《生活独立》一文，均署张厚载。
　　　　⑧参看《胡适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1版，上册，第24～27页，胡适与钱玄同往来的三封信。
　　　　⑨同注⑧。（三版注）
第五部分：文学革命　1917…1922首举义旗（1）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实行文学革命。这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次真正伟大的革命，揭开了中国新文学史的第一页。
　　　　胡适是这次文学革命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据他自己的说法，他的致力于文学革命，是被“逼上梁山”的。早在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的时候，陈独秀就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斥责那种“称功颂德”的“奴隶之文章”。接着又发表《现代欧洲文艺史谭》等文，介绍西方近代文艺思潮，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到写实主义（现实主义）、自然主义的发展历史。他又联系我国情况，倡导改革文艺，指出：
　　　　吾国文艺，犹在古典主义、理想主义时代，今后当趋向写实主义。文章以纪事为重，绘画以写生为重，庶足挽今日浮华颓败之恶风。①
　　　　大致与此同时，胡适与任叔永、梅光迪、杨杏佛等一班留学生朋友，在美国的绮色佳度暑假。他们在康奈尔校园里散步，去凯约嘉湖上荡舟，也一起讨论中国文学的问题，常常发生激烈的争辩。梅光迪最保守，其他人也多站在梅一边，因而渐渐“逼”出了胡适的关于“文学革命”的主张。这年9月，他在《送梅觐庄（光迪）往哈佛大学》一诗中写道：
　　　　梅生梅生毋自鄙！神州文学久枯馁，百年未有健者起。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吾辈势不容坐视。且复号召二三子，革命军前杖马，鞭笞驱除一车鬼，再拜迎入新世纪！以此报国未云菲：缩地勘天差可拟。梅生梅生毋自鄙！②这是胡适最初提出“文学革命”，并表示要“以此报国”的宣言。但他当时对于文学革命的观念还很朦胧。经过留美同学间的进一步讨论和争辩，1916年秋天，他便综合与朋友们私下讨论的见解，从美国寄信给陈独秀，首次公开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及具体主张的“八事”：
　　　　年来思虑观察所得，以为今日欲言文学革命，须从八事入手。八事者何？
　　　　一曰不用典。
　　　　二曰不用陈套语。
　　　　三曰不讲对仗。（文当废骈，诗当废律。）
　　　　四曰不避俗字俗语。（不嫌以白话作诗词。）
　　　　五曰须讲求文法之结构。
　　　　此皆形式上之革命也。
　　　　六曰不作无病之呻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