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外交官-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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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但那个时代对他而言也毕竟是将近百年以前的事,六七十年的时间,足够一个民族冷静下来审视曾经走过的曲折弯路和曾经错过的机会,沈哲所听过的关于中国近代百年耻辱的全面深入分析更是要比章云平所思所想冷静客观得多,他的立场当然不会和章云平有区别,但是对实事的态度,对问题的思维模式,价值观,世界观都会比章云平要冷静得多,而这种冷静深嵌在他的态度里,不是他有意为之就可以消除,在他沈哲看来能保持冷静清醒的头脑是一件好事,但他的冷静在章云平的眼中很可能就变成了他对民族存亡的冷漠,基本上在这个时候没有什么事在章云平心中比不关心国家兴亡更让人鄙视,在没打探清楚章云平的具体规划之前,沈哲觉得自己还是观望为上,又将这个问题送还给章云平。
章云平是个没什么心计的人,又长时间苦于一颗火热的报国丹心无处诉衷肠,此刻听沈哲这么一问,顿时想找到了知己一般,开始酝酿已久的长篇大论,当年五四运动时没来得及展现的派头全部用上:“我觉得,我们既然已经回到了这个时候,那就是老天给咱们救国的机会,我们当然应该提前兴办爱国会社,提前发动革命,推翻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建立像英国、美国那样的自由、民主的共和政府,然后则可以同那个苏维埃俄国一样拒不承认当年清政府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不,我们不只不承认,我们还要让那些曾经参与过侵华战争的国家赔款,赔我们的战争损失。到那个时候沈贤弟想想,我泱泱中华实现复兴,栖身与世界强国之林,我等在外游学,欧美之民所问的不是我等是不是日本人,而应该问所有亚洲人他们是不是中国人,我族之人民不用受外国人凌辱,我国之疆土不会被外国人任意瓜分,没有租借,也不会有什么“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什么巴黎和会,必然无权将我代表团拒之门外,应由我国主持,更应以我中华之意愿为意志。什么日本人,日本帝国,除了仰吾国鼻息之外又有何胆量觊觎我东北,提出二十一条?当然,袁世凯那厮,先除之为快,免得日后祸患。”章云平说到激动处拍案而起,在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踱着步子,眼中始终释放着炽热的光彩,一时间竟然沈哲都对自己的冷静强烈鄙视。
但是鄙视归鄙视,沈哲的头脑还算清醒,章云平的理想很伟大,目标方向也没错,但是这个民主目标对于此时的中国而言只是一个很美好的前景,怎么实现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不知道,章兄打算怎么推翻清政府呢?”
“当然是靠起义、靠革命。”章云平斩钉截铁地回答。
“如果这样敢问章兄,当年孙中山先生所为之事又有哪一样是后知后觉。”
“似乎是没有。”
“我们单纯地着眼于用武装暴动和革命起义的方式来推翻清政府,创立民主共和那无外乎跟着革命党人先前的老路再走一次,如果先遣革命党有什么能抓住却没有抓住的机会,那我们按照他们的路走下来固然无妨,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算按照他们的方法走一遍,最后达到的结果也和章兄所看见的不会有什么两样。就算是当年革命党内出现过与帮会为伍的失误,但在那个时候就算他们不与帮会为伍就能取得新军的支持,就能得到多数人的响应?说白了,我们就算成功了那也是无用功,最大的变化无非是你我二人的姓名可以为历史所铭记,而且是黑是白还说不准。”
“你这是什么意思?”在章云平看来就算他们最后会功败垂成,那他们做的至少也是正确的事,不可能受到后世的唾弃。
“当年辛亥革命的时候清政府是什么样一个形象,1840年和1860年两次鸦片战争失败自是不必说,1884年分明没败最后不还是得割地赔款,跟欧洲强国较量力不从心也就罢了,1894年又被日本惨败,八国联军侵华,清朝卖国行径昭然于天下,清政府俨然已是万矢之地,但现在不一样,清朝刚刚平定太平天国,与外国的关系趋于稳定,正是他们所谓‘同光中兴’的鼎盛时期,举国百姓方受战乱之苦,有谁还愿意回到流离失所的年代,况且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这些事件都还没有发生,清廷在国内的地位应该来说还是稳固的至少不是我们可以撼动的,在这个时候别说我们没机会举事,即便是有机会,无论是在清廷的眼中还是在老百姓的心里我们和十年前的太平天国也不会有什么两样。说不定,我们连太平天国的号召力都没有。”
“号召力呀。”章云平眯起眼睛细细品读这个词,这个此对他遥远而陌生,在清华园里演讲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很有号召力,振臂一呼,无人不应,但就像沈哲说的那样此时的清朝还没有人心尽失,此时的百姓还没有感受到国破家亡,几近沦落成亡国奴的刻骨铭心之痛,而他将要感染的也不是他的那些与他拥有同样信仰,同样追求的同学。
“就算是1911年武昌起义的时候,如果不是四川的保路运动让端方抽调走了湖北新军中对清廷最忠诚的部队,我们所看到的结果也未必会是整个辛亥革命的浪潮席卷全国。再者说,辛亥革命当时看似是的确成功了,但是这成功得到延续了吗?我们就立刻变成强国了吗?各国列强尤其是日本会这么眼睁睁地失去对中国的控制吗?民主共和一定就能实现了吗?最终中国还不是军阀割据混战,各地军阀不还是再买国求荣……”
“所以我才说……”沈哲的话,触及了章云平的痛楚,沈哲所说的军阀混战,卖国求荣都是他亲眼所见,亲身所感,其恨之切,其痛之深都是沈哲无法切身体会的。他是参与过五四的人,在他心里,举国之内最大的恶人是窃取革命成果,向日美摇尾乞怜的那个人。
“杀了袁世凯是吧。”沈哲不否认袁世凯罪大恶极,被千刀万剐都死不足惜,但是有些错误终究是时代性的,偏要从个人身上找原因是可以解气但绝对解决不了问题“杀了袁世凯又能怎么样,《中法新约》是袁世凯签的吗?甲午战争是袁世凯打的吗?‘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是袁世凯说的吗?我们现在不是在1919年,是1871年,我们要面临的最严峻的形势,是不平等条约给中国的自强革新带上的枷锁而不是一个现在还不知道在哪溜达的书生,杀死一个袁世凯不能改变中国被瓜分殆尽的危局,更何况,当年清政府被推翻之后,西方列强之所以要扶植袁世凯执掌中国大局是因为他爹给他取了个好名儿叫‘袁世凯’吗?不是吧。章兄静下心来仔细想想,在当时的中国,除了袁世凯,有谁可以控制全国最强大的军队——北洋军,有谁可以掌握所有淮系工厂,清末十年新政中,谁的政治影响力比袁世凯更大,谁比袁世凯更能迎合掌握着经济命脉的立宪派的心意,又有谁比曾任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与欧美国家的往来更密切,当时的袁世凯身家清白,西方列强急于稳定中国内部的形势,不选袁世凯又选谁。这些条件才是让袁世凯取得最高权力的最关键的因素。如果没有袁世凯,难道当年的清政府就不会派个赵世凯,钱世凯去天津小站练兵了吗?淮系的军工厂就没人接管了吗?清末十年就没人去实践新政了吗?外务部尚书就一直虚悬,没有人会去上任了吗?袁世凯不是个造时势的人,他是被时势造出来的人,少了一个袁世凯,必然会有另一个强权者取代他,这个人可能成为华盛顿,但也有可能是石敬瑭,我们谁也难以保证将来取代袁世凯地位在历史舞台中出现的张三李四他就不会卖国求荣,而我们谁也没资格参与一场以整个国家命运为赌注的豪赌,而且,这场赌博还不是非赌不可。”
章云平到底还是个聪明人,听沈哲说有另外的解决办法,先是一喜但立马有警惕起来,他们现在所讨论的可是造反的问题,他在这个世界的身份不过是一个广东富商的儿子,可沈哲不同,他是官宦世家,身世显赫,就这么把日子按部就班地过下去,他不能功成名就怎么也是个富贵终生,大可以没有必要和他一起经营这把脑袋别裤腰带上的“活计”,人的坚强需要持之以恒的决心,但是人要堕落不过就是一念之差的事情,这个沈哲想跟着清朝这么舒舒服服地混一辈子也不是没有可能的事。不过,他始终还是不想就这么放弃在这个世界他遇到的第一个“战友”,况且沈哲说的话让人窝火,仔细想来却也是句句在理,于是重新坐下,询问详情。
沈哲见章云平有兴趣,心想到底人家是清华出来的,虽然有点分清但是会思考的不认死理,至少人家听劝。
“如果拥有这个国家最强大的财力和军队支持的不是袁世凯,而是章兄或是和章兄一样的人,那不就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
章云平一听,顿时失望,着说了等于白说呀,没错如果他有袁世凯的实力,就会以华盛顿为榜样,竭力维护革命果实,缔造一个民主自由平等的新时代,但是:“现在又不是太平天国的时候,朝廷会让我招兵买马,训练成全国最强大的军队,他还能视而不见。”
沈哲听这语气,立马判断出这小子家里那不是一般的有钱,因为招兵买马他首先想到的是招兵买马的钱而是具体实施会产生的阻力,但沈哲此刻更多的情绪则是恨铁不成钢:“袁世凯的兵马是他自己买来的吗?”
“你难道是要我清朝卖命?!”章云平又是拍案而起,这个姓沈的果然已经成清廷的走狗了,居然还想拉他一起下水,做梦!
沈哲心道,讲了这么半天你小子不会还以为咱俩是要单干吧,嘴上却解释着:“没让你给它卖命,是要你先暂时借助于它的力量而已。”
“说得好听,到头来还不都一样。看来沈公子已经非我同道中人,告辞。”章云平恨得牙根痒痒,几个字几乎是从牙齿缝里挤出来的,说完抬腿就要走。
沈哲先想说这不是我家,要走也不是你走,不过立马把这句此时来讲极不靠谱的话咽了回去。
因此,章云平听见的则是背后那个年轻的声音说:“章兄难道真的认为是武昌起义把清朝推翻的吗?”
章云平没有转身,但停下的脚步已经告诉沈哲他还有兴趣听下去。
“武昌起义的成果不过是策反了几队新军,这个人数对清王朝的武备而言有何没有没什么两样,随便打场仗死的也不只这个数,就算是占领的武昌是省城,清朝在当年丢在太平军手上的省城也不止一个两个。武昌起义之所以可以让清王朝覆灭是因为武昌起义仅仅是一个开端,紧接着武昌起义的是湘、陕、赣、晋、川、滇等十数个省份的相继起义独立,这是人心向背。老祖宗的话虽然有很多谬论但有一点至少没说错,‘得人心者得天下’。当年的革命党虽然在武昌起义中取得群众支持,但没有将背离清廷的人心转向革命党,民不知革命何为,辛亥革命的失败最终在所难免,同样的错误,可一不可再。人心的改变是潜移默化的过程,从1840年到1911年整整大半个世纪的耻辱,才让天下的人心背离清政府,如果民化不开,可由革命开之,但不是革命开之就可瞬息改变。但是如果中国不先形成民主共和的风化,而以民主共和之体制强加于其上,那么中国之命途还是会像我等所见之坎坷艰难。当年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