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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6章

欢乐土匪闹民国-第1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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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要改变历史的进程,必须寻找一条富强之路!
    “这个问题,不只你一个人在考虑,从几十年前甲午战败,一直到去岁的五卅惨案,几代中国人都在寻找答案,但是很遗憾,最后的答案是没有……一国之兴衰,都是百年千年沉淀的积累,多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其中,就是一篇大文章了。”
    梁启超说到这里,蒋百里等人纷纷整冠正坐,恩师有教,自然应该凛然而受。
    梁启超温和地问道:“小兄弟,我先问你个问题,中国在历史上曾经强大过吗?”
    肖林毫不犹豫地答道:“当然!汉唐盛世的时候,欧洲各国还在黑暗的中世纪,哪怕到了宋明两朝,中国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只是在鸦片战争后,中国才沦为列强瓜分的对象。”
    “很好,那我问你,汉唐盛世从何而来,泱泱中华为什么又会沦为任人宰割的羔羊?”
    “这个……”
    肖林不禁为之结舌,题目太大,千头万绪,叫人如何说起?犹豫了一下,才边想边说道:“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西方发生了工业革命,从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各个方面超过了中国,落后就要挨打,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列强船坚炮利,只是问题的表象,根本原因不在这里。”
    梁启超微笑道:“王阳明有言,知行合一,相互作用,同生共济,但究其根源,还是知为本,行为体。一个民族是否强大,根源在于其文化是否先进,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是否领先于这个时代……
    中华之兴盛,始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孔墨诸子,遗泽千年,所谓汉唐盛世,都是汉文化先进性的体现,并不是哪一位君王将相的个人之功。在那个时候,西方列强还处于中古时期,自然远远落后于中国。”
    “老师所言极是,民族自立的根本还是文化,只凭借一时的强兵利器,难以长久兴盛。”
    张君励插言道:“我在欧洲游历的时候,从巴黎到梵蒂冈的街头,都见过古埃及的方尖碑,3000多年的历史,依然精致完美,巍峨高耸,可见古埃及当日兴盛,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文明。可惜,这个民族没有自己的思想魂魄,终归还是被历史淘汰,连这些方尖碑都成了列强的战利品。”
    肖林点了点头,顺手盗版了一句旧时空的格言:“是啊,所有的资源都会枯竭,只有文化才能生生不息。”
    不料肖林会说出这么精辟的话,众人纷纷向其点头示意,梁启超更是拊掌大赞。
    “说得好,从历史的长远角度看,民族的兴衰比拼的还是文化的力量。华夏之衰落,自董仲舒独尊儒术已经种下根源,儒家思想虽然不断发展,但渐渐沦为皇权的统治工具,至满清时代达到高峰,思想禁锢,体用分割,沦落是迟早的事情。”
    梁启超说到这里,轻轻一叹,又接着道:“宋朝以后,程朱理学渐渐一家独大,但在这个时候,西方社会却兴起了文艺复兴运动,思想、艺术、科学理论不断突破,经过四五百年的积淀,才促成了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成熟,此消彼长,中国终于远远落后于世界潮流……”

一九三章 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

    梁启超的论调太为怪异,肖林一时还绕不过这个弯,楞了楞才问道:“梁公,你的意思是说,我们输在了但丁和达芬奇手上?”
    梁启超点头道:“也可以这么说,艺术是思想文化的结晶,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底蕴,汉文化自春秋以来,领先世界千年,汉赋、唐诗和宋词,都是其中杰出的代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顶峰,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自宋代以后,随着国运的衰落,艺术领域逐渐陷于僵化,偶有亮点,也难以改变整体的沉闷态势。而西方社会自文艺复兴后,逐渐摆脱了野蛮和黑暗,经过积淀和升华,已经拥有了完整的文化价值观念,崛起是迟早的事情。”'搜索最新更新尽在'
    说到文艺复兴,蒋百里也忍不住插言道:“正是,文学艺术都是文化的表象,根源还在思想,但丁和达芬奇不但是诗人画家,更是哲学家,再到培根、笛卡尔、莱布尼茨、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康德、黑格尔、叔本华、尼采、马克思……西方世界几百年涌现了太多哲学家和思想家,正是一个西式的诸子百家,文化的喷涌,思想的碰撞,使得社会蓬勃发展。而我们中国,却在满清的高压禁锢下,大兴**,愚民而不教,这样的国家,当然会被人欺负……”
    梁启超叹了口气,又接着说道:“华夏文明,从五胡乱华到蒙元入侵,再到满清入关,自古以来多次受到外族侵略,却一直保持着文化的传承。为什么?只因我们的文化远远领先于这些异族,哪怕一时战败,也会将其融合吸纳,像蒙古人那样拒不接受汉文化的,很快又被赶回草原。
    但到了鸦片战争后,情势却已经完全不同,汉文化从根本上受到了冲击,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指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士林(张君励字,新儒家思想代表人物)肩上的担子最是沉重,日后还须努力求索,既不必妄自菲薄,又不可夜郎自大……哎——,国难沉重,百姓大都陷于生计,总得留下几颗脑袋替大家思考问题。”
    张君励连忙站起身来,向着梁启超施礼道:“张君励必定牢记今日的教诲,不负老师厚望!”
    “坐下吧,咱们随便聊聊,不用这么正式。”
    梁启超摆了摆手,又接着说道:“外来文化的冲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颠覆了帝制,政治制度为之一变,整个国家都建立在西方的架构体系之下,无论是议会法院、还是大学工厂,都是从西方的舶来货,国民的价值观念也不得不随之发生变化,这个融合的过程,既困难又痛苦,但不得不做,中国,的确已经落后了。”
    一番长篇大论,肖林难得地听了进去,却越听越是灰心,忍不住又问道:“梁公,中国现在积弱已久,难道再没有翻身的机会了吗?”
    “当然不是!中国现在虽弱,将来必定强大,自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国家民智已开,对各种先进文化兼收并蓄,去芜存菁,思想的解放是两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崭新局面,再加上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我敢断言,中国在未来的数百年间必定重新崛起!
    我只是想告诉你,中国之弱,是多年沉淀的结果,从根本上弱于列强,就像一个久卧在床的病人,想要恢复健康,必须慢慢调理身体,想要吃上一颗十全大补丸,立刻生龙活虎,那只是演义传奇里的故事!”
    梁启超一口气说了一大通,稍作停顿,紧接着又说道:“我从你的来信中看到,你对武力十分鼓吹推崇,这一点,对中国并不合适。国家固然需要强大的国防力量,但对内部来说,最好不要进行暴力革命。革命产生暴君,暴君再产生革命,几千年的历史都在这个怪圈中打转,如果不能破解,免不了新瓶装旧酒,再回到老路上去,辛亥革命轰轰烈烈,却把国家拖入了军阀混战,这一点已经说明了问题……”
    梁启超说到这里,肖林在心里暗暗腹诽,这位老爷子,果然不愧君主立宪派出身,对改良情有独钟,这个问题讨论起来就没完没了啦,先不和他纠缠。
    “老师,我不同意你的看法。”
    蒋百里却突然跳了出来:“老师所论,不免倒果为因之弊,立宪改良,难免隔靴搔痒之嫌,老师当年参与戊戌变法,并不是败于慈禧一人之手,而是中国没有这块土壤,失败是注定的事情。以中国之现状,必须有一强力政府,完成国家统一,改良社会,促进经济,才能结束军阀割据,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
    “百里此言大谬!当今世界,以英国最为强大(当时英国不比美国国力差),究其原因,就是英国完成了不流血的光荣革命,国家的元气得以保存,矛盾和斗争都在相互制约中得到平衡,并没有与过去的传统割断联系,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都没有成为破坏力量……”
    梁启超说起立宪之事,当即滔滔不绝,口若悬河,颇有些当年论战八方的感觉。
    看到老先生有些激动,顾云鹏悄悄拽了拽蒋百里的袖子:“百里兄,你怎么和恩师论战起来,不怕老师生气吗?”
    “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
    蒋百里直言回了一句,转头又向梁启超说道:“老师,这个问题我还有不同看法……”
    师徒二人相争不下,其他人也都加入了讨论,除了顾云鹏商人身份,没有多说话,其他人个个都在高谈阔论,纷纷发表着自己的意见,话题也越扯越远,从中国说到日本,从甲午说到北伐……
    肖林在一旁听得津津有味,座中诸位都是高人,争辩起来引经据典,针锋相对,十分精彩,看来,梁启超师徒间不是第一次进行这种讨论。
    在旁边听了老半天,肖林才突然醒悟过来,今天是来向梁启超讨教的,却无意中搞成了一场辩论会,现在这个局面,好像已经跑题了。
    肖林关心的,只是如何尽快壮大实力,以应对将来的局势,这个问题,看来只有留待以后解决。
    不过,肖林任然相信,以穿越者的优势,应该能够找到一条投机取巧的捷径。

一九四章 上了一堂历史课

    梁府客厅之内,梁启超和蒋百里的师徒之争仍在继续。
    蒋百里正在侃侃而谈:“以学生之见,老师不应对宪政仍然报以幻想,当前最为重要的,是实现国家的统一,建立一个自主自强的现代主权国家。''
    国民成立已经十五年,一直在进行政体与国体的探索,但遗憾的是,除了贿选就是军阀混战,民国十二年颁布的宪法已经失效。孙中山去世前曾经说过:‘护法可算终了,护法名义已不宜援用,今日应以革命精神创造国家,为中华民国开一新纪元。’在当前的情况下,社会各方对于军阀政治和议会政治都已彻底失望,必须重新选择一条新的道路。”
    梁启超摇摇头道:“以武力实现国家统一,十余年来的立宪努力将毁于一旦。以南方政府的北伐军来看,这是一支与以往完全不同的党军,通过民族主义和群众运动的结合,党军体制将获得极大的民意支持和合法性,大大降低了对于多元化宪政的依赖,进而会倒向一元化的集权政治。从前是约法至上,此后是党权至上,从前谈法理,此后谈党纪,民主宪政将荡然无存。”
    张东荪(梁启超弟子,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插言道:“老师所言极是,北洋军阀政治固然不堪,南方政府也未必可取,在国体和政体的选择上,南方革命党的立场始终摇摆不定,如果北伐真的成功,国家还是会陷入军绅政权衍生的派系政治。”
    肖林对历史不甚了了,其他人却都明白张东荪的意思。
    在民国十几年的制宪斗争中,革命党一向没有明确的态度,多是基于派系斗争需要的选择,原本基于国家共同利益寻求妥协的制宪讨论,始终为狭隘的派系之争所裹挟,共识的达成与宪制的实行遥遥无期。
    对于国体模式的选择,辛亥革命之初,孙中山等人表示支持联邦制和总统制,但在南京政府成立后(孙中山临时大总统时期,不是后来的南京政府),国民党又转向了中央集权,袁世凯得势,国民党又重新支持地方分权,孙中山称自己‘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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