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之大科学家-第25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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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很显著，短短数年间，就有多条铁路开工建成。但商人办理也有弊端，比如无法筹集到巨额资金、技术不过关、各自为政，影响了铁路之间的互联互通。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有识之士意识到了“铁路国有”的必要性。
再说第二点，清末政府财政状况非常糟糕，每年赤字都在三、四千万两，这就需要不停地以各种关税、盐税、厘金等为抵押向外国银行借款。尤其是1910年橡胶股票风潮，中国商人一下子损失了4000万两以上，造成市场急遽萧条，政府入不敷出的情况更加明显。已经把能抵押的全都抵了一遍，可是还有窟窿要填，怎么办？
修铁路之所以能鼓动大量商人参与其中，除了民族主义和国家利益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就是盈利能力非常可观。最初，政府赤字压力还不是很大，虽然也意识到铁路国有的必要性，但还能耐着性子和商人讨价还价。等到了1911年，政府因为金融危机，资金极端短缺，早已经饥不择食。眼睛自然而然瞄准了铁路：铁路好啊，平时能赚钱，紧急时还能以路权向外国银行抵押贷款！
石长信这封奏折，无疑挠到了清政府的痒处。奏折呈交之后，立即引起摄政王载沣的重视，称赞道：“该给事中所奏不为无见，著邮传部按照所奏各节，妥筹议奏。”
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对对石长信的奏折，立即给予了积极呼应。这也可以理解：铁路国有，归根到底是收归邮传部管理。作为未来的经手人和管理者，他盛宣怀可以捞到更多的好处。何乐而不为？
在收到石长信奏折后的第6天，清廷正式发布上谕，向全国发布了干路国有的定策。
二四九、高天滚滚寒流急
清末铁路收归国有行动及随后的保路运动，其实与今天的拆迁和反拆迁，在表现上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第一，就像并不是所有人都反对拆迁一样，也不是所有人都反对“铁路国有”。
清政府出台铁路国有政策之后，像云南、贵州、广西这些边远省份，纷纷表示支持，甚至希望政府尽快宣布本省铁路国有。而在四川、湖南、湖北与广东的士绅中，反对国有的势力则较为强大。这四省里，湖南、湖北与广东反对国有声浪的又相对温和一些，反对最激烈的是四川士绅。
各省态度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分歧，与其说是各省的爱国程度有高低，倒不如说是各省在考虑自身利益上各有打算。像滇、黔、桂这些边远省份，自己没有力量修铁路，即便修筑铁路，也难短时间内收回成本；但铁路确实能够拉动经济发展，所以他们希望铁路国有，由国家负责铁路的修建和运营。而湘、粤、蜀这些地方人口密集、地势平坦，修建铁路比较容易，盈利也快，早期已经修建了部分线路，自然不希望国家再插手。
第二，你以为反对拆迁的人是为了自由、民主、人权等普世价值？不，反对的原因只是价格没谈拢！
清政府要实现铁路国有，就必须从商办铁路公司手中赎回原属商办公司股民的股票。说句很客观的话，清政府开出的价格非常公道！这也是其他省份反对比较温和的原因。可为什么四川士绅反对那么激烈呢？是四川人比较血性，还是政府对四川太苛刻？
四川商办铁路公司为了修建省内铁路，前后总共募集了1400万两的股款。其中大约700万两，可以用来换取政府的股票。这不用说。而另外的700万两里，则有一半被该公司的经理施典章挪用，来投机橡胶股票，结果血本无归。政府在清算股本时，当然认为自己对亏空的300多万两没有必要负任何责任。
这300多万两银子，是四川士绅的棺材本儿，不可能看着它打水漂。可道理在朝廷那边：这钱是之前被挪用亏空的，与朝廷何干？盛宣怀明确指出，政府的钱来自全国百姓，政府没有权力慷全国百姓之慨，来弥补四川商办铁路公司自己造成的投机损失。
看朝廷不认账，四川士绅也毛了：既然不赔这300多万两银子，那铁路路权你们别想收走！等我们赚够本儿再说吧！朝廷如今正锐意推行“铁路国有”政策，怎么可能允许四川搞特殊化？四川士绅也正是捏准朝廷这个脉门，所以才漫天要价。争执就出现在这里。
第三、在拆迁过程中钉子户就那么一两家，其他人趁机起哄，其实是想混水摸鱼。
就像今天能够中标修建高速公路的，那都是有权、有钱、有背景的人。清末能凑钱修铁路的，会是普通人么？四川那些有家底、有地位的士绅，看朝廷准备让自己大出血，自然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利用自己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和手中掌握的舆论工具，把铁路问题“道德化”，即有目的的把朝廷“铁路国有”政策歪曲成“出卖全国铁路主权”，把“商办”简单地视为“爱国”，与他们观念相左的“铁路国有派”当成“卖国”的邪恶势力来加以抨击。利用传统的“两分法”道德判断，与民族主义的激情相互渗透，鼓动热血青年学生与中下层士绅起来抗议。
热血青年学生、中下层士绅并不了解事情的本来面目，也无法获知具体的分歧内容，——当然，这也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即便知道真相，也会认为是朝廷的粉饰之词。——在“反对外国资本侵夺中国主权”、“路存与存，路亡与亡”等冠冕堂皇的爱国主义口号鼓动下，简单而单纯的人们很快被行动起来，发表了《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等一系列讨伐檄文。
据说，当年四川保路运动集会，激进派核心人物罗纶上台之后，向满场一揖，开口便说：“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言罢大哭。哭声长达二三十分钟。随后，罗纶一拳砸在桌上，吼道：“我们要誓死反对！我们要组织一个临时的机关，一致反抗，反抗到底！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农人抗纳租税！”
——很有鼓动力，很有共产风，对不对？
湘、粤、鄂等各省见四川人在闹，自然欢欣鼓舞：闹得好，朝廷加码，大家跟着占便宜；闹得不好，死道友不死贫道。所以有人暗地里推波助澜，有人明面上摇旗呐喊。混杂着既得利益的自私算计与爱国主义的民众激情，保路运动在各种势力的联合作用下，很快响彻大江南北，声势浩大。随着事件的发展，保路运动自然而然地加入了经济排外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等具有鼓动性的内容。但这些都不是最致命的，最致命的是地方主义也加入了其中。
中国疆域是如此广袤，每当中央控制力下降之时，就会成为野心家占地为王称孤道寡的温床，春秋五霸、战国七雄、三国鼎立、五胡十六国、隋末十八路反王、唐末藩镇割据、五代十国……不胜枚举。清末也不例外。
慈禧、光绪在庚子国变时逃到西安，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就整出了个“东南互保”。清廷准备预备立宪，南方各省就迫不及待地成立了谘议局，准备地方自治。清政府任何中央集权的举动，都会在地方谘议局与报刊上遭受猛烈抨击与抵制，包括眼下的铁路国有政策，也包括清廷一直以来的集权行为。
在此之前，主张自治的士绅是不敢诋毁中央政府的，那简直是自寻死路。但铁路国有运动开始后，他们发现朝廷控制力真的在下降、容忍力真的在变强，便和如今的公知一样，开始肆无忌惮起来。他们攻击的第一个要点，就是新组建的“皇族内阁”。
从宣统二年（1910）起，各省立宪派连续发起组织了三次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要求清廷缩短预备期限，于宣统三年召开国会，立即成立责任内阁。清廷终于顶不住压力，在宣统三年四月初十（1911年5月8日），即在推行铁路国有政策的前一天，宣布废除军机处，成立第一届责任内阁。内阁共由13名国务大臣组成：
总理大臣奕劻（皇族）
协理大臣那桐（满）
协理大臣徐世昌（汉）
外务大臣梁敦彦（汉）
民政大臣溥颋（皇族）
度支大臣载泽（皇族）
学务大臣孙元起（汉）
陆军大臣荫昌（满）
海军大臣载洵（皇族）
司法大臣绍昌（宗室）
农工商大臣溥伦（皇族）
邮传大臣盛宣怀（汉）
理藩大臣寿耆（宗室）
在这代表国家权力最高峰的13人里，满洲贵族9人，汉族官僚仅4人。而满洲贵族中，皇族又占5人，宗室还有2人。很明显，这是个以皇族为中心组成的内阁，史称“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
满清政府搞出这个“皇族内阁”自然混蛋透顶，完全是取死之道。但你要真的以为是“皇族内阁”惹火了地方势力，那就大错特错了。
如今虽然马教主很不受待见，可他有一句话却金光熠熠、牛逼闪闪：“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清政府推出责任内阁之前，军机处五大臣中，皇族占三人，汉人只有徐世昌一人，他们怎么没闹？一院十二部共计十五位部院大臣（外务部有总理大臣、会办大臣、会办大臣兼尚书三位大臣）中，皇族占五人，宗师占两人，汉族只有邹嘉来、李殿林、唐景崇、盛宣怀、张英麟五人，他们怎么没闹？
内阁人员名单公布之后，并不是像历史书上写的那样“暴露了预备立宪的骗局”，立即“引起了地方军阀、官员和立宪派的普遍不满”。真实的史实是，地方对内阁组成的反弹直到一个多月后才出现，那时候正好保路运动开始兴起。地方主义的立宪派马上跳出来，以咨议局联合会名义请督察院代奏，认为“以皇族组织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国公例，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
摄政王载沣好不容易才把朝廷上层的汉人官僚清洗干净，怎么可能因为立宪派的几句话，便前功尽弃呢？所以，清廷断然拒绝了地方立宪派的要求。
在皇族内阁名单公布的40天后，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发表了《宣告全国书》，认为“新内阁如此，吾人民之希望绝矣”。此刻，谘议局人士和各地保路士绅相互沟通交流，并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
看，一切都是体制的错！
从此，江南各地士绅正式走向了朝廷的对立面，或明或暗地支持保路运动，对于革命党也保持宽纵的态度。他们的目的，就是要让北京的中央政府灰头土脸。
然后，他们的梦想实现了。
二五〇、山色江声共寂寥
各省谘议局联合会在《宣告全国书》中评价“皇族内阁”是“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可谓一语中的。孙元起在这扩大版的“军机处”里，尽管不是最年轻的，但绝对是资历最浅的。
1901年底，孙元起协助学部大臣张百熙处理重建京师大学堂事务，从而被授予正七品衔的国子监博士厅博士、京师大学堂副主办，自此踏入仕途，到1911年5月以学务大臣入阁，前后共用了十年时间。这傲人战绩，被杨度赞为“十年间由入仕而入阁，升迁之速，举世无比”。
不过，这也得分和谁比。要跟载洵比起来，那就是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
出生于1885年的载洵是如今内阁中最年青的大臣，比孙元起小了足足九岁。别看人年纪轻轻，可人家投胎投的好啊，作为光绪皇帝的弟弟，两周岁时（1887）年便被封为不入八分辅国公，从此以后便一路青云直上：四周岁（1889），晋辅国
